« 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的传播 » : différence entre les ver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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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战前的瑞士：特色和主要成就 == | == 大战前的瑞士：特色和主要成就 == | ||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近，瑞士因其先进的经济发展和相对繁荣而脱颖而出。瑞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5美元，远高于欧洲每年550美元的平均水平，这清楚地表明瑞士经济能够为居民创造财富。这部分归功于高度专业化的工业化，集中于需要尖端技术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行业，如制表业和制药业。瑞士产品的国际声誉与创新和质量密切相关，这使得瑞士尽管国内市场有限，但仍能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政治稳定和中立政策吸引了投资，使瑞士成为国际资本可靠的金融中心，从而巩固了这一地位。瑞士还得益于其教育体系，该体系培养了受过良好教育、技术熟练的人口，能够满足先进工业部门的需求。虽然瑞士没有直接出海的通道，但它发展了高效的交通网络，包括横跨阿尔卑斯山的铁路，使其能够与欧洲其他国家保持紧密的贸易联系。瑞士的人均出口实力突出表明了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后，瑞士作为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其金融服务以质量、保密性和安全性著称，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全球动荡之前，所有这些因素都为瑞士成为一个异常繁荣的经济体发挥了作用。 | |||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内瓦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几乎一半的人口都是外国人。1910 年，主要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移民占该市居民的 42%，近一个世纪后的 2005 年，这一数字仍高达 38%。外国人在日内瓦人口中所占比例如此之高，不仅反映了瑞士作为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吸引力，也反映了其作为政治难民、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欢迎之地的悠久而丰富的历史。这种多样性无疑为日内瓦的经济和文化活力做出了贡献，使这座城市成为国际交流的十字路口，以及欧洲各国技能和人才的大熔炉。这种人口混合也影响了瑞士的移民和归化政策，该政策通常被视为融合的典范，并塑造了瑞士作为宽容和文化多样性之地的声誉。 | |||
从20世纪初开始，瑞士就坚定地走国际化道路，这是瑞士国内市场狭小和希望拓宽经济视野的必然选择。这种外向性不仅表现为积极的出口政策，还表现为瑞士资本在海外的大量投资。事实证明，瑞士是建立国际公司的先行者。雀巢等公司和苏尔寿（Sulzer）等总部设在巴塞尔的制药巨头到1910年已经取得了跨国公司的地位，它们的行政总部设在瑞士，但生产业务遍布欧洲和其他地区。这种战略使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与当地市场波动相关的风险，并利用不同地区特有的竞争优势，如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和技术技能。通过这种方式，瑞士在世界舞台上确立了有影响力的经济地位，不仅是优质产品的出口国，还是精明的投资者和全球企业管理与组织的创新者。这种外向型发展为瑞士奠定了基础，使其在国际上享有全球金融中心的美誉，并成为工业和服务业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 |||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瑞士的人口结构特点是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尤其是与当时欧洲的平均水平相比。欧洲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而瑞士的这一比例仅为37%左右。这主要是因为瑞士的地形以阿尔卑斯山为主，限制了城市扩张的空间。1910 年，瑞士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 20 万。该国的工业化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形式，分散在全国各地，而不是集中在庞大的工业综合体中。工业活动分散的部分原因是瑞士发展的工业的性质--通常是专业化、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不一定像重工业那样需要集中的工人和服务。这种结构使瑞士保持了一定的生活质量，避免了快速、大规模城市化经常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因此，瑞士的工业和人口结构在塑造其现代社会方面发挥了作用，在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了其自然景观和生活环境。 | |||
= | = 欧洲小国的发展问题 = | ||
[[Image:David ricardo.jpg|thumb| | [[Image:David ricardo.jpg|thumb|大卫-李嘉图肖像。]] | ||
工业革命对整个欧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小国的发展道路往往反映了其独特的当地条件、可用资源以及与当时新兴工业强国（如英国）的关系。葡萄牙和丹麦就是这种动态的两个有趣例子。葡萄牙通过 1703 年的《梅图恩条约》与英国建立了密切的历史联系，在工业革命期间，其经济仍以农业为主，成为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葡萄酒和农产品供应国。葡萄牙还是英国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的市场。因此，葡萄牙的工业发展缓慢而有限，部分原因是这种经济依赖性，另一部分原因是政治不稳定、基础设施不发达和移民。丹麦则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丹麦的农业高度发达且富有创新精神，非常重视合作和改进耕作方法，因此能够相对顺利地过渡到高附加值的商业耕作形式以及奶制品和生猪生产。事实上，丹麦已成为向英国和德国工业市场出口食品的主要国家。与此同时，丹麦还发展了食品加工业和具有竞争力的商船队。教育和劳动力培训也是优先事项，为支持工业和商业发展提供了一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这些国家表明，工业革命期间和之后的经济成功并不完全依赖于重工业化，也可以通过适合当地资源和技能的战略来实现。通过专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这些国家能够在当时的全球背景下形成可持续的经济优势。 | |||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理解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动态的基础，尤其是在工业革命时期。根据这一理论，即使一个国家生产所有商品的效率都低于另一个国家，但专门生产其比较劣势较小的商品总是有好处的。通过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各国可以提高总体产量，并从消费其他国家生产效率更高的商品中获益。对于葡萄牙和丹麦这样的小国来说，这意味着它们可以集中精力生产比其他国家更有效率的产品，即使它们在这些领域并不是绝对的佼佼者。对葡萄牙来说，这意味着要集中精力发展农业和葡萄酒生产，因为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历史诀窍。对丹麦来说，这意味着要专注于高质量的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这种做法也具有现代意义。在全球化的世界里，生产可以通过国际供应链进行分配，因此一个国家专注于自身比较优势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它使较小的经济体能够在全球市场上竞争，提供专业化的产品或服务，以补充较大的、更多元化的经济体。 | |||
这一理论表明，即使一国在任何产品的生产中都不是最有效率的（即没有绝对优势），但专门生产其具有最大相对优势或最小相对劣势的产品，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这些产品的贸易，还是有好处的。甲国在生产 y 商品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因为与乙国相比，甲国必须牺牲更多的 x 商品来生产一单位的 y 商品。因此，甲国专门生产 x 商品是合理的，因为甲国在这方面的劣势较小，而乙国专门生产 y 商品也是合理的。由于贸易使两国能够以低于国内生产的成本获得对方国家生产的更多商品，因此两国都能消费更多的商品，而不是保持自给自足（经济孤立）。这一理论是自由贸易的基本支柱，被用来支持减少国家间的贸易壁垒，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增加全球生产和消费。 | |||
== | == 葡萄牙案例研究：经济互补性与持续贫困 == | ||
在大卫-李嘉图正式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之前，《梅图恩条约》（又称《篮子条约》）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思想。该条约于 1703 年在英国和葡萄牙之间签署，规定葡萄牙葡萄酒进入英国市场的关税低于法国葡萄酒，而英国纺织品进入葡萄牙则不受限制。该条约的结果是，葡萄牙专门从事具有比较优势的葡萄酒生产，而英国则专门从事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生产。这使得两国从互利贸易中获益。然而，现代分析表明，《梅图恩条约》并不一定有利于葡萄牙的长期经济发展。事实上，它可能帮助葡萄牙经济集中于农业，阻碍了工业化，这可能阻碍了葡萄牙的经济发展，而英国则在继续工业化和创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上：即使一个国家生产所有商品的效率都较低，它也应该集中生产和出口其效率相对较高的商品。这样一来，所有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益，因为每个经济体都专注于自己的相对优势。李嘉图所说的 "完美世界 "是一种理论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有国家都能从专业化和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中获益。当然，在实践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会阻碍这一理想的实现，如贸易壁垒、技术差异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国内政治问题以及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不平衡。 | |||
梅图恩条约》在葡萄牙和英国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对称的贸易伙伴关系，重点是在两国都认为具有竞争力的特定产品领域开展自由贸易。该协定是在各国经济都在寻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的背景下签署的。在英国方面，羊毛（以及更广泛的纺织品）行业正在蓬勃发展，是英国经济的一个关键部门。免税进入葡萄牙市场为英国生产商提供了相当大的优势，并鼓励了这一行业的扩张。葡萄牙的葡萄酒，尤其是波特酒，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出口到英国，而不需要缴纳外国葡萄酒，尤其是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葡萄酒通常要缴纳的高额税款。然而，该条约也产生了对葡萄牙不完全有利的长期影响。通过向英国纺织品开放市场，葡萄牙牺牲了自身工业能力的发展。在英国工业化的同时，葡萄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农业国。这种不平衡后来被批评为阻碍了葡萄牙经济的多样化和工业化。按照李嘉图的逻辑，该条约似乎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完美应用。然而，葡萄牙复杂的经济历史表明，如果没有促进经济多样化和工业化的国内政策来平衡，长期依赖此类协定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 | |||
梅图恩条约》对葡萄牙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该贸易协定虽然在短期内看似互惠互利，但其长期影响并不对称。由于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该条约的动态加强了英国作为新兴工业强国的地位。事实上，与农产品相比，纺织品等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更高，也带来了更多的资本积累。葡萄牙的情况恰恰相反。条约》鼓励葡萄牙专注于葡萄酒生产，而这不太可能鼓励自主工业化进程。葡萄牙企业家本可以在当地启动工业化，但他们发现自己在与更先进、更便宜的英国产品直接竞争，由于没有进口税，他们无法在竞争中获胜，而进口税本可以保护他们的新兴工业。这种态势的结果是，葡萄牙经济仍以农业为主，阻碍了工业发展，导致经济落后于工业化国家。该条约说明了比较优势理论在实践中可能导致意想不到或有害的结果，尤其是在贸易不平衡、没有相应措施促进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情况下。 | |||
1822 年巴西的独立极大地扰乱了葡萄牙的经济，因为在此之前，巴西不仅是葡萄牙制成品的主要销路，也是葡萄牙通过出口殖民地产品获得收入的重要来源。分离后，巴西拓宽了商业视野，减少了从葡萄牙的进口，转而进口其他国家的产品，而且往往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关税。这种损失加剧了葡萄牙对英国的经济依赖，而这种依赖在 1703 年签署《梅图恩条约》后已经根深蒂固。葡萄牙擅长生产出口葡萄酒，主要是在英国非常受欢迎的波特酒，当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人的口味转向法国葡萄酒时，葡萄牙发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随着对波特酒需求的下降，情况进一步恶化。由于没有实现经济多样化和有限的工业化，葡萄牙的经济非常脆弱。葡萄牙主要出口产品需求的波动以及伙伴国（主要是英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对葡萄牙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20 世纪初，葡萄牙的生活水平属于欧洲最低之列，191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400 美元，远低于当时的欧洲平均水平。这与欧洲工业国家的繁荣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工业化更加多样化，对外贸易更加平衡，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因此，对单一出口产品的依赖以及易受贸易伙伴偏好变化影响的脆弱性阻碍了葡萄牙的经济发展，这凸显了经济多样化对长期稳定和增长的重要性。 | |||
== | == 反例丹麦：有益互补与经济繁荣 == | ||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England in the 19th century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ts cereal imports, benefiting countries such as Denmark, which became key exporters to the English market thanks to trade agreements such as free trade treat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Denmark benefited from this agreement by supplying grain to England, consolidating a favourable trading relationship. However, the massive arrival of American wheat in Europe in the 1870s triggered a major agricultural crisis, profoundly affecting countries whose economies were heavily dependent on agriculture. Faced with this crisis and reduced demand for its cereals, Denmark showed great resilience by restructuring its agricultural economy. Instead of collapsing under the weight of competition and remaining in an increasingly unprofitable agricultural sector, Denmark redirected its production towards livestock farmi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gh value-added foodstuffs such as dairy products, bacon and eggs. These products corresponded perfectly to British eating habits, particularly for their traditional breakfast. By specialising in these new areas, Denmark not only maintained, but strengthened its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England. This adaptation has enabled Denmark to convert a dependency that could have become negative, like that of Portugal, into a positive one, taking advantage of a secure and profitable export market. Denmark's ability to adapt and reinvent itself in the context of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has enabled it to remain economically viable and to maintain a relatively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for its population. |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England in the 19th century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ts cereal imports, benefiting countries such as Denmark, which became key exporters to the English market thanks to trade agreements such as free trade treat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Denmark benefited from this agreement by supplying grain to England, consolidating a favourable trading relationship. However, the massive arrival of American wheat in Europe in the 1870s triggered a major agricultural crisis, profoundly affecting countries whose economies were heavily dependent on agriculture. Faced with this crisis and reduced demand for its cereals, Denmark showed great resilience by restructuring its agricultural economy. Instead of collapsing under the weight of competition and remaining in an increasingly unprofitable agricultural sector, Denmark redirected its production towards livestock farmi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gh value-added foodstuffs such as dairy products, bacon and eggs. These products corresponded perfectly to British eating habits, particularly for their traditional breakfast. By specialising in these new areas, Denmark not only maintained, but strengthened its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England. This adaptation has enabled Denmark to convert a dependency that could have become negative, like that of Portugal, into a positive one, taking advantage of a secure and profitable export market. Denmark's ability to adapt and reinvent itself in the context of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has enabled it to remain economically viable and to maintain a relatively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for its population. | ||
Version du 30 novembre 2023 à 15:40
根据米歇尔-奥利斯（Michel Oris）的课程改编[1][2]
地结构与乡村社会： 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农民分析 ● 旧政体的人口制度：平衡状态 ● 十八世纪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 从旧制度到现代性 ● 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和原因] ● 工业革命的结构机制 ● 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的传播 ● 欧洲以外的工业革命：美国和日本 ● 工业革命的社会成本 ● 第一次全球化周期阶段的历史分析 ● 各国市场的动态和产品贸易的全球化 ● 全球移民体系的形成 ● 货币市场全球化的动态和影响：英国和法国的核心作用 ● 工业革命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革 ● 第三世界的起源和殖民化的影响 ● 第三世界的失败与障碍 ● 不断变化的工作方法：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不断演变的生产关系 ● 西方经济的黄金时代： 辉煌三十年（1945-1973 年） ● 变化中的世界经济：1973-2007 年 ● 福利国家的挑战 ● 围绕殖民化：对发展的担忧和希望 ● 断裂的时代：国际经济的挑战与机遇 ● 全球化与 "第三世界 "的发展模式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它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其标志是技术发现和激进创新的开花结果。工业革命于 18 世纪末在英国开始，随后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在这个转型时代，出现了新的生产系统，工业飞速发展，工作流程日益机械化。在欧洲大陆，这一工业化浪潮产生了重大影响，动摇了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
技术革新以及新的生产、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颠覆了欧洲大陆的既定秩序，使其从一个以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工业强国。工业革命对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重新定义了社会生活的结构。
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的兴起标志着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到来，为我们的现代性奠定了基础。这一变革时代产生了创新的制造工艺，如蒸汽动力，彻底改变了大规模生产。它催生了繁荣的工业城市，刺激了资产阶级的扩张，并精心策划了广泛而复杂的运输和通信网络的出现。在所有这些方面，工业革命为欧洲大陆提供了塑造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需的动力。
欧洲大陆的工业发展
早期工业化的先驱： 比利时、法国和瑞士（1770-1810 年）
在工业革命之初，英国作为孤军奋战的先锋，在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开辟了一条道路。英国工业化模式的特点是两极分化，以三大关键行业的蓬勃发展为基础：主要以棉花为中心的纺织业、蓬勃发展的钢铁业和创新的工程业。这种工业繁荣并没有在整个地区统一出现，而是表现为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高度集中。例如，兰开夏郡因其棉纺厂和大规模生产技术而成为纺织业的心脏。与此同时，伯明翰也成为了冶金中心，铁的加工和机械工具的生产在这里飞速发展。这种对特定地区的关注不仅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吸引投资刺激了当地经济，而且还形成了真正的工业盆地，使技能、资本和基础设施相互促进。通过这种地区专业化，英格兰为欧洲其他国家努力遵循的工业道路铺平了道路，而欧洲其他国家也将按照自己的步伐和自身的特点努力遵循这条道路。
在英国之后，工业革命开始跨越国界，迅速影响到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比利时、法国和瑞士，以及美国--美国的工业发展道路值得单独分析。这些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化起步比英国晚了不到十年，即 1770 年至 1810 年间，拿破仑战争之后，比利时尤其将自己定位为英国的有力竞争者。这些国家大量借鉴了英国的模式。英国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向外输出专业知识，促进了技术和技能的转让。在比利时，约翰-科克里尔（John Cockerill）是这种工业技能迁移的代表；他对钢铁和机械工程行业的建立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威尔金森兄弟在法国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为未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在 18 世纪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的推动下，这些国家采用了英国的创新技术，以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并刺激国内就业。英国的经验知识，尤其是纺织领域的经验知识，需要在实地通过观察和实践加以吸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国和比利时向英国制造商敞开了大门。纺织业需要效率更高的机器，因此上游需要坚实的钢铁工业。在比利时，威廉-科克里尔的儿子开创了第一个铁矿，为钢铁工业的蓬勃发展拉开了序幕。随着铁矿的开采，生产金属板材变得势在必行，这导致了轧钢机的安装。考克瑞尔公司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继续创建机械车间，并最终生产出比利时第一批机车。这些发展的直接后果是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工业综合体，整个生产流程都集中在一个企业实体的控制之下。这开创了一个复杂、综合的工业化新时代，在技能、创新和资本汇聚的推动下，英国知识在欧洲土壤上生根发芽，催生出强大、自给自足的工业。
拿破仑战争之后，随着1815年和平的回归，欧洲大陆坚定地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带着他们的专业知识，跨越英吉利海峡，在欧洲大陆发展钢铁工业。他们的专业知识对该行业在本土以外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获取珍贵的英国工业知识的策略不仅限于合法雇佣专家。工业间谍活动成为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首选工具。他们向英国秘密派遣特派团，雇佣工人和技术人员，通常还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以获取制造和生产机密。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法国间谍考察团成功贿赂了伯明翰的一名工人，使他带回了对纽扣制造至关重要的技术知识，而纽扣制造正是一个需要精确度和技术创新的行业。这些知识转让不仅限于特定技能的学习，还包括工作组织和任务分工。通过复制这些方法，欧洲大陆国家试图再现使英国工业如此成功的效率和生产力。面对这些做法，英国方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信任，试图保护工业机密，维护英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尽管如此，工业创新的传播仍在继续，而且往往是在超越国界的社交和纵容网络的阴影下进行的。这种模仿、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促进了相互联系的欧洲工业结构的形成，为工业时代的增长和交流动态奠定了基础。
处于工业强国鼎盛时期的英国，对其成功的秘密严加保护。英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禁止出口机床，拥有专业技术技能的工匠必须留在英国本土，从而防止技术知识传播到境外。然而，这种孤立主义立场在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削弱。英国议会本着经济实用主义的精神，重新评估了这种保护主义的好处。早在 1824 年，随着英国立法者意识到出口机械的经济利益，模式开始发生转变。英国工程业最初被视为守护生产机密的堡垒，后来逐渐成为国际技术贸易的参与者。直到 1842 年左右，僵化的限制才大幅放松，为技术创新和工业专业知识的自由流动铺平了道路。机械化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加速了工业进步向新国家的传播，尤其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在比利时和法国等国，工业部门的发展轨迹比英国更为线性。在这些国家，发展是渐进和协调的，导致从钢铁到机械工程和纺织等各个工业部门更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这种行业整合促进了各行业之间的有效协同，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快速现代化。英国政策的演变反映了对新兴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对市场现实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仅需要创新，还需要明智的国际战略来利用本国的技能和技术。
在国家和企业家的作用方面，英国工业化的动力与欧洲大陆，尤其是比利时和法国的工业化动力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英国，工业革命是由企业家精神和私人倡议推动的。经济增长和工业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独创性、创业风险和私人资本。国家主要通过创造有利的监管和法律环境发挥促进作用，但并不直接干预工业事务。结果，由有远见的实业家经营的中小型企业大量涌现，他们凭借创新和适应能力，使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领导者。与此相反，比利时和法国采取了更多的指导主义方式。比利时政府意识到刺激经济增长和技术独立的必要性，积极支持工业发展，特别是在1822年成立了比利时总公司。这家由国家支持的金融机构在资助比利时工业化，特别是煤炭、冶金和铁路部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在法国，国家在工业化方面也发挥了先驱作用。国家推动建立了第一家钢铁厂，这表明国家在发展国家工业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法国当局还不遗余力地鼓励甚至组织工业间谍活动，以便将英国的技术转移到法国，这表明法国在技术转让方面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政策。因此，英国依靠企业家的个人主义来推动工业进步，而比利时和法国则采取了更为集体的方式，由国家充当工业进步的催化剂和保障者。这种方法上的差异反映了相关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特点，也表明了工业化的多种模式，所有这些模式都为19世纪欧洲的经济转型做出了贡献。
与法国相比，比利时尽管面积较小，人口较少，但在 19 世纪却经历了尤为迅速和激烈的工业化。有几个因素促成了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首先，比利时得益于有利于工业化的地理条件，丰富的煤炭储藏是当时能源生产的必需品，铁矿储藏也为刚刚起步的钢铁工业提供了原料。此外，比利时在欧洲的中心位置也为贸易和资本流动提供了便利。其次，积极的政府政策大力推动了比利时的工业化。如前所述，比利时国家通过比利时兴业银行等机构支持新兴工业。这种国家主义的做法与法国的自由经济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法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更为温和。第三，比利时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有利于投资和产业集中。比利时于 1830 年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推动了国家建设，导致了对工业和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的大规模投资。至于法国，尽管它是当时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却经历了一场较为缓慢的工业革命。法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特别是土地所有权的分配和对农业传统的某种依恋，延缓了向工业化的过渡。此外，19 世纪法国政局不稳，君主制、共和制和帝制政权交替更迭，这也可能导致工业化的进程不够线性。比利时工业革命的闪电般的速度可以解释为自然资源、有利的国家政策以及社会和政治动态的结合，这些因素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加速工业发展的环境。在法国，尽管人口和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一些因素却延缓了工业转型的速度，而且转型时间较长。
下一波工业化浪潮
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叶，其特点是工业化在英国和比利时/法国的摇篮之外迅速扩展，德意志帝国等国家以及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现为捷克共和国）等奥匈帝国的部分地区都开始了工业变革。德意志帝国于 1871 年在普鲁士统治下统一，得益于一系列有利于快速和密集工业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庞大人口、统一的政治结构、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莱茵兰和西里西亚的煤矿和铁矿）以及在科技领域的深厚传统。此外，由于工业革命在德国的起步晚于英国，德国的工业家们能够采用久经考验的技术，并从最新的创新中获益，使他们能够迅速迎头赶上。特别是，德国工业专门从事资本货物和机械的生产，并在这些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这种专业化的部分原因是德国公司和德国政府有意采取的战略，即专注于需要熟练劳动力和先进研发的高附加值产品。在奥匈帝国，工业发展的差异更大。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后者是帝国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之一）在同一时期经历了显著的工业化。然而，帝国的多民族结构导致了发展的差异，一些地区仍以农业为主。虽然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起步比英格兰晚得多，但欧洲知识和工业技术的传播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工业化。铁路网络的建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提供工业扩张所需的基础设施和为工业投资筹集资金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中欧和德国的第二波工业化浪潮采用了加速发展模式，利用了第一波浪潮中各国获得的经验，以及鼓励经济快速增长和先进生产部门专业化的国家政策。
与欧洲邻国相比，德国工业化起步较晚，但由于一系列有利条件，德国的工业化发展速度惊人。从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吸引来的技术人员和企业家带来了重要的技术诀窍，为新兴工业奠定了技术和组织基础。因此，外国专业技术成为德国工业扩张的催化剂。重工业部门，尤其是钢铁工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德国领土拥有丰富的煤炭和铁等自然资源，能够利用这些天赐良机为工厂提供燃料，推动钢铁和机械的生产，从而使自己站在了工业化的前沿。德国经济还受益于大量外国资本的流入，这些资本为工业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资金。吸引这些资金流入的是有利的政府政策和德国市场的增长前景。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德国银行系统的创新和积极作用。与其他银行不愿涉足工业的模式不同，德国银行积极参与工业化融资。通过直接投资于企业并提供战略建议，银行为有效整合和协调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知识转让、丰富的资源、战略投资和坚定的银行合作关系的独特组合，使德国在 19 世纪末成为工业大国。
在工业革命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的过程中，法国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重要的支点，在技术和工业知识转让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动力不仅体现在积极传播技术诀窍上，还体现在为邻国的工业发展调动所需的资本上。法国人、比利时人、瑞士人和英国人的财富积累创造了可供投资的资金池。这些资金为了寻求丰厚的回报，自然而然地流向了工业革命正在起步的德国地区，推动了莱茵河两岸企业和基础设施的扩张。在收集国民储蓄并将其用于生产性投资方面已有丰富经验的法国银行机构在这一动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能够利用自身在工业转型期间积累的专业知识，为德国的工业崛起提供资金。此时，巴黎和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已经发展成熟，为调动和有效分配资本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因此，这些国家在工业革命后取得的进步强化了银行系统，银行系统成为德国工业化融资的关键载体，推动德国走上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
工业革命在德国姗姗来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战略优势，使德国能够直接从英国和法国等邻国的创新和发明中获益。与纺织业等传统行业相比，重工业成为德国工业发展的核心。冶金、钢铁、化学工业和军备部门成为德国经济转型的支柱，由于这些行业固有的大量固定资本，需要大量的长期资本投资。铁路尤其被证明是这一转型的关键工具，1850 年至 1870 年间，德国修建了数千公里的铁路，促进了国家领土的快速高效整合以及贸易和工业的空前扩张。德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鲁尔区的煤炭资源，为这一飞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1840 年，德国的煤炭产量与法国相当，但很快就超过了法国，并继续呈指数增长，到 1913 年达到了 13 倍的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的煤炭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60%，在世界煤炭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数据证明了德国进入工业时代的速度和规模。
德国拥有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因此在开始工业化进程时，德国的识字率已经非常高。德国的成人文盲率仅为20%，而英国和法国分别为44%和46%。德国政府认识到教育对经济发展和工业竞争力的至关重要性，因此着手建立一个强大的教育体系。政府不仅采取措施为全体国民提供普通教育，还首先建立了专门的技术培训体系。这些技术和职业学校旨在满足新兴工业的需求，培养能够操作复杂机械和在技术领域进行创新的高技能工人。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为德国工业提供了一支受过良好教育、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这不仅促进了新技术的采用，还推动了德国研发工作的发展，使德国在整个工业化时期及以后成为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中心。
德国工业化的活力还得益于前瞻性的社会政策和谨慎的保护主义经济战略。19 世纪末，德意志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率先引入了社会保险制度。这种保险使工人能够应对疾病期和生活中的其他危险，如工伤或因年老而失去收入。这种社会保护不仅提高了工人的生活质量，还通过降低新兴产业的就业风险促进了社会稳定。此外，到 1890 年，德国公共部门的就业率高于英国，公共支出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是英国的两倍。国家对经济的高度参与反映了一种工业发展战略，其基础是 1869 年左右重新引入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该政策遵循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学派的教义，主张保护新生工业，直到它们强大到足以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为止。德国大地主与工业家之间的联盟见证了这种对自由贸易的谨慎态度。他们都担心外来竞争，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廉价小麦进口威胁到德国的农业生产。这些经济和社会政策无疑对德国工业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成为欧洲领先的工业强国，超越了竞争对手，成为工业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典范。相比之下，奥匈帝国虽然也是工业化浪潮的一部分，但并没有走同样的道路，在工业发展方面仅排在第十位。
工业化较晚的国家： 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和瑞典（1860-1890 年）
西班牙、意大利、瑞典和俄罗斯帝国等欧洲周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较晚，且不均衡，反映了整个欧洲大陆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多样性。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得益于其贸易传统和与其他地中海经济体的联系，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尤其是纺织业。尽管如此，由于封建结构持续存在、基础设施不发达以及政治动荡，西班牙作为一个整体，工业化进程缓慢。意大利也经历了支离破碎的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而南部地区仍以农业为主，发展程度较低。皮埃蒙特大区和伦巴第大区引领了意大利的工业繁荣，尤其以纺织品、机械制造和后来的汽车工业为重点。瑞典虽然工业化起步较晚，但得益于重要的自然资源，如木材和铁矿石，这对其工业发展至关重要。得益于钢铁生产的创新和铁路的扩张，瑞典工业在 19 世纪下半叶尤为繁荣。至于俄罗斯帝国，尽管原材料储量巨大，但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农奴制度废除较晚（1861 年）以及中央集权政府往往不愿进行快速变革，俄罗斯帝国的工业发展受到了阻碍。然而，一些地区，如莫斯科和波罗的海地区，开始发展工业，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冶金业和后来的石油业。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并不均衡，一些特定地区出现了小块工业发展，这往往是由于原材料供应、企业家的主动性或政府的有利政策，而不是全国统一的转型。
俄罗斯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工业化标志着该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是受经济需要现代化以支持沙皇政治和军事野心的影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 1861 年废除农奴制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这使农民摆脱了为封建领主服务的义务，为新兴工厂的劳动力和提高人口流动性铺平了道路。俄国政府还鼓励外国投资，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铁路是当务之急，因为它对于连接俄罗斯广袤的领土以及运输煤炭和铁矿石等自然资源至关重要。法国公司尤其受邀投资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法国资本在俄罗斯工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法国银行业一直是俄罗斯工业和铁路项目的主要资金提供者，从而使外国企业在俄罗斯经济的关键部门大显身手。外国投资者被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发展潜力所吸引，在纺织、冶金和采矿等行业持有大量股份。然而，这种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产生了长期影响，包括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以及对国内工业化的控制力减弱。尽管有外国投资，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农业经济体，由此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紧张局势导致了 20 世纪初的革命动乱。
19 世纪被工业化抛在后面的国家
十九世纪的工业化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部分地区，但它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所有国家。一些国家往往出于自身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有意识地选择不效仿英国的快速工业化模式。这些国家包括荷兰、葡萄牙和丹麦，它们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轨迹各不相同。例如，荷兰在 17 世纪已经经历了一段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商业扩张时期，被称为 "荷兰黄金时代"。19 世纪，虽然他们没有像英国那样经历快速的工业革命，但他们转而专注于贸易和金融，利用其庞大的贸易网络和殖民帝国来维持繁荣。工业的发展较晚，而且较为缓慢。当时，葡萄牙正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和失去巴西殖民地造成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葡萄牙在欧洲处于边缘地位，其农业经济和传统的社会结构并不鼓励快速工业化。此外，该国还深陷政治困境，内部斗争和政权更迭阻碍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丹麦有着独特的经历。丹麦在整个 19 世纪基本保持了农业经济，但逐步改善了农业，并发展了食品加工业，从而实现了繁荣。丹麦还投资于教育和研究，为 20 世纪加速发展以知识和技能为基础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发生像英国那样迅速的工业革命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停滞，而是根据各自的具体条件和需求，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道路。
奥斯曼帝国的前殖民地，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领土，都经历了复杂且往往延迟的工业化转型，这主要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留下的结构不利于西欧的快速工业发展。1912 年独立的阿尔巴尼亚面临着重大的内部困难和经济障碍，阻碍了其工业化进程。该国在很大程度上仍以农业为主，直到 20 世纪中期才出现重大的工业发展。保加利亚在 19 世纪末从奥斯曼帝国获得自治，其工业化道路受到地区冲突和世界大战的阻碍。直到后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下，国家才通过国有化和经济计划积极推进工业化。在希腊，工业化在 19 世纪独立后起步缓慢，在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纺织、造船和农业食品领域，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土地改革和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开发的推动下，罗马尼亚的工业化水平在 19 世纪末有所提高。其中，石油工业的发展是罗马尼亚经济的决定性因素。至于前南斯拉夫，该地区由工业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合并为一个联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共产主义时期，南斯拉夫采用了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模式，鼓励各行业的工业发展，包括汽车、钢铁和化工行业。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充满了障碍，如战争、政治变革、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外国投资以及独立后的国内政治。奥斯曼帝国的过去往往使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并不发达，这也是这些国家追赶欧洲现代化的一大挑战。
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波兰和芬兰、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以及与瑞典合并的挪威都是国内殖民地或大帝国组成部分。每块领土的工业化和国家主权之路都是独特的，往往以争取自治或独立的斗争为标志，并受到统治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波兰在 19 世纪被几个帝国瓜分，在普鲁士或俄罗斯控制的地区出现了工业化的小块地区，罗兹等城市的工业发展尤为显著。然而，分治和波兰主权国家的缺失限制了同质、协调的工业发展。作为俄罗斯帝国一部分的芬兰在 19 世纪末开始发展工业，尤其是在 1809 年获得更大的自治权之后。这得益于芬兰自治政府在教育和现代化方面的投资，但始终是在俄罗斯经济政策的框架内进行的。匈牙利作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经历了工业繁荣，特别是 1867 年奥匈妥协协议给予匈牙利更大的经济和政治自由。这带动了工业的长足发展，尤其是在农业、炼钢和机械制造方面。在英国的桎梏下，爱尔兰的工业化经历截然不同。虽然贝尔法斯特等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迅速，尤其是在造船和纺织业方面，但大饥荒和英国的政策对爱尔兰岛造成了破坏性影响，阻碍了其经济发展。挪威在1905年之前一直与瑞典保持统一，随着渔业、木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相关产业的发展，挪威逐步实现了工业化。挪威还受益于相对自由的经济政策以及与瑞典的共同市场，这也鼓励了挪威的工业发展。在这些地区，工业化的道路都受到与帝国列强的关系、民族愿望以及当地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强烈影响。
欧洲的工业化是一个转型过程，不仅重塑了经济，也重塑了整个社会。从英国开始，这一现象在 19 世纪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随着一波又一波的人口从农村迁往工厂林立的城市，欧洲进入了大规模城市化的时代。随着劳动力逐渐从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职业结构也发生了剧变。铁路、运河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出现，促进了货物和人员的快速流动，改变了欧洲本身的面貌。工业生产的增加刺激了经济增长，提高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尽管这些利益并没有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均衡分配。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尤其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崛起，带来了新的社会动态，其特点往往是紧张和冲突。工业化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它还渗透到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新思潮。这些影响深远的变革为现代工业文明奠定了基础，并为二十世纪的复杂挑战铺平了道路，这些挑战既包括社会公正问题，也包括与环境和可持续资源管理有关的问题。
亚历山大-格申克隆的理论贡献
亚历山大-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我们理解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提出的工业化 "经济滞后 "概念。格申克隆认为，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的国家可以跳过先行国家必须经历的某些技术和组织阶段。只要满足某些条件，包括国家大力参与刺激工业化、发展新的金融机构以及提供适当的技术和职业教育，这些国家就能迅速迎头赶上。格申克隆强调了工业发展落后的欧洲国家所采取的各种战略，并强调这种落后的程度和性质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他的观点影响广泛，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 19 世纪和 20 世纪欧洲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轨迹。
格申克隆的经济落后理论为工业落后国家如何赶上工业化先驱国家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他认为，落后国家在追求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潜在的优势，因为它们有能力采用工业化国家已经尝试和测试过的先进技术和生产方法。格申克隆认为，落后可能是一种优势，因为它推动了更大的技术飞跃，从而避免了先行国家不得不经历的中间阶段。这意味着后来者可以大规模建立工厂和工业基础设施，从一开始就使用大规模生产方式和先进技术，从而加快工业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作为工业化的推动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落后国家无法依靠自发的市场机制实现赶超。相反，它们需要国家干预，调动必要的资源，包括资本和教育，以支持工业化。格申克隆指出，这种加速发展往往需要建立银行和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先进的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本。这就是为什么在德国等国家，我们看到银行在工业化融资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在英国等国家，工业化则更多是一个渐进过程的结果，由更分散的资本和逐步积累来提供资金。有趣的是，格申克龙的理论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得到了验证和发展，不仅在欧洲，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也是如此，它为理解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为何比其他国家快提供了分析工具。
格申克隆的经济落后理论认为，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的国家往往从更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起步，如生产者产品（资本货物）和工业产品，而不是纺织品等基本消费品，而纺织品是英国等先驱国家工业化早期阶段的特征。根据这一理论，这些后发国家在进入工业化进程时，其技术知识已经成熟，而且往往更加先进，因此可以跳过中间阶段，建立直接受益于最新创新的工业。这通常包括冶金和机械制造，进而通过对机械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刺激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此外，这些商品生产行业对经济的连锁反应更大，因为它们为其他行业的扩张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对这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往往会得到国家或大型金融机构的支持，这是克服初始资本和基础设施不足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比英国晚进入工业领域的德国才能在钢铁、化工和机械工程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从而实现更集中、更大规模的工业发展。
技术 "赶超 "现象是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理论和工业化历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第一批工厂和工业技术得到了发展和应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技术和工厂逐渐老化，效率不如新的创新技术。然而，更换旧设备的成本和组织惰性可能会推迟采用更新、更高效的技术。另一方面，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则没有受到这些早期技术的阻碍，能够直接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这种技术飞跃使它们能够从一开始就安装更现代化、更高效的工厂，从而在某些行业中获得竞争优势。这往往导致所谓的 "后发优势"，即工业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生产力和工业能力方面取得更快的进步，因为它们不必面临同样程度的技术淘汰，可以围绕当时的尖端技术规划其工业发展。
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工业化主要由个人企业家和私人投资者推动。国家在企业直接融资方面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然而，随着工业化扩展到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技术和经济落后的国家，国家和银行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工业化进程中紧随英国之后的国家，国家往往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和当地金融市场的薄弱。这包括建立技术教育和培训机构以培养熟练劳动力、建设铁路等基础设施，有时还直接为军备等战略产业提供资金。银行在这些落后经济体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需要资金为炼钢和铁路建设等日益复杂和昂贵的行业提供资金，有能力提供大笔资金的银行应运而生并不断扩大。在许多情况下，这都是在国家的合作或直接支持下完成的，因为国家认识到工业发展对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性。这与承认制度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经济理论是一致的。发达的银行体系和国家的战略性干预有助于克服工业和经济发展的障碍。
在工业化较晚的国家，由于需要迅速赶上技术和经济进步，工人的工作条件往往更加艰苦。这些国家为了保持竞争力，往往采用更加密集的生产方式，导致工作率提高，条件更加苛刻。先进技术的直接使用给工人带来了陡峭的学习曲线，需要高技能和快速适应。随着重工业的集中，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密集的劳动力。经济转型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人涌入城市寻找工作，这往往会产生可被剥削的剩余劳动力，导致工资低、工时长。由于快速城市化，城市往往无力提供充足的住房和社会服务，工人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加是另一个特点，稳定的就业合同和对工人的保护减少，有利于经济调整和资本积累，但牺牲了工作保障。因此，在这些国家，对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社会改革的要求正在成为一个紧迫的公共和政治问题。
Alexander Gerschenkron 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工业化并非遵循单一模式，而是因国而异。他认为，欧洲的工业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但这种参考并非单一不变的模式。例如，重工业和纺织业的工业发展轨迹就有很大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对经济和工业的干预不断增加，改变了发展模式。格申克隆还指出，工业化的延迟可能带来一些优势，例如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就有可能采用现代技术。然而，他的理论也受到了批评，因为它对 "落后 "的定义不够充分，而且忽视了人的因素及其对工业化的影响。例如，英国贵族突然对农学产生兴趣，促进了从农业到工业的过渡。同样，丹麦和瑞士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也对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格申克隆的工业化理论很有影响力，但也有人批评它在界定工业 "落后 "方面存在缺陷。格申克隆没有明确说明落后的含义，因此在分析中留下了一些模糊之处。批评者还指出，他的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到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人类和社会因素。例如，英国贵族对农学的重新兴趣通过鼓励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中心流动，促进了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同样，在格申克龙的理论中，识字率和教育程度似乎也是一个被低估的因素。丹麦和瑞士等国在 19 世纪末大部分人口都识字，这说明了教育作为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基础的重要性。这些证据表明，如果不考虑社会和文化动态的影响，以及教育在培养人们适应工业经济并为之做出贡献方面的作用，就无法全面理解工业化。
瑞士早期工业革命的起源
在工业革命期间，瑞士凭借其超越地理挑战和有限自然资源的能力脱颖而出。由于政治和经济异常稳定，瑞士吸引了安全的投资，促进了持续增长。对教育的重视造就了一支技术精湛的劳动力队伍，非常适合制表业以及后来的制药和化工等要求精确的行业。瑞士专注于能够在国际上脱颖而出的特定行业，特别是注重质量而非数量。瑞士发展了先进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克服了本国的地理限制，加强了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瑞士得益于资本的不断涌入，这对发展需要大量投资的产业至关重要。创新的传统和强烈的企业家精神鼓励创建有竞争力的公司，这些公司在瑞士国内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寻求向境外扩张。总之，瑞士已经证明，尽管起初存在种种限制，但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提高质量和创新，在全球工业舞台上占据有利地位。
面对国家障碍的瑞士悖论
瑞士的悖论在于，尽管缺乏被认为是工业革命支柱的煤炭等重要原材料，但瑞士仍然能够实现工业化。煤炭是蒸汽机和工厂的主要能源，也用于取暖和发电。对于一个没有矿产资源的国家来说，煤炭的沉重和高昂的运输成本是一个严重的障碍。面对这一困难，瑞士制定了一系列策略来弥补。它依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如在欧洲的战略位置、熟练的劳动力和稳定的政治局势，吸引外国投资并融入欧洲贸易网络。瑞士还投资改善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以方便进口工业化所需的煤炭和其他原材料。此外，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也成为优先事项，使瑞士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口资源。此外，瑞士将重点放在煤炭消耗强度较低的行业。瑞士发展了高度专业化的利基行业，如机械制造、钟表制造以及后来的制药和化工，在这些行业中，工艺的精度和质量比丰富的自然资源更为重要。尽管原材料匮乏，但瑞士仍能重塑自我，找到支撑其工业发展的其他途径，使其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强国。
瑞士山峦雄伟，海岸线缺乏，工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由于缺乏广阔的平原，农业发展受到阻碍，而没有出海口也使贸易变得复杂。然而，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瑞士作为一个工业国家得以蓬勃发展。为了克服这些困难，瑞士投入巨资建设了密集的铁路基础设施，将瑞士与欧洲主要铁路网连接起来。瑞士还利用阿尔卑斯山的地貌生产水力发电，提供可再生能源，弥补了煤炭资源的不足。政治稳定和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有助于吸引外国投资，巩固了瑞士作为世界知名金融中心的地位。此外，与重自然资源相比，瑞士专注于需要更多技能的专业化行业，如制表和精密工程，以及近代的化工和制药业。对教育和研究的承诺确保了一支技术精湛、勇于创新的劳动力队伍。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等机构已成为卓越科技的代名词，进一步增强了瑞士的工业潜力。尽管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劣势，但瑞士已经证明，精心制定和实施的国家战略可以将看似难以克服的挑战转化为工业和经济成功的跳板。
19 世纪初，瑞士人口仅有 200 万，面临着国内市场狭小的挑战。与拥有大量消费者支持工业生产的欧洲邻国不同，瑞士必须寻找其他途径实现经济繁荣。为了克服这一障碍，瑞士专注于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并专门从事需要先进技能和精密技术的行业，如精密制表业，其产品可以高价出口到国际市场。此外，瑞士还发展了具有竞争力的金融服务业，吸引资本投资于创新和研究。瑞士对自由贸易和国际贸易协定的承诺也为其提供了进入更大市场的机会，弥补了国内市场规模较小的不足。瑞士还利用其在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卓越声誉，确保拥有一支能够满足专业化产业和先进研究需求的高技能劳动力队伍。最后，瑞士位于欧洲中心的战略位置使其能够充分利用与其他欧洲市场的毗邻关系，成为贸易和创新的枢纽。这些因素的结合使瑞士成为一个繁荣的工业国家，尽管其国内市场规模较小。
瑞士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无法直接出海，这可能会严重阻碍其贸易扩张和融入全球经济。然而，瑞士通过发展高效的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将本国与欧洲主要港口和经济中心连接起来，弥补了这一缺陷。瑞士在欧洲的中心位置使其成为陆路运输的十字路口。此外，瑞士的政治中立性也为国际和金融贸易以及外交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尽管瑞士没有海岸线，但这种情况有利于与邻国建立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使瑞士的货物和服务能够更加自由地流动。运输和物流方面的创新，如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铁路隧道，也开辟了通往意大利和南欧其他地区的重要贸易走廊。此外，瑞士还在金融服务、高级制表、制药和技术等不太依赖海运的领域实现了专业化。通过巩固其贸易关系，并利用其作为连接北欧和南欧文化与经济的桥梁的地位，瑞士尽管地处内陆，仍能有效地融入全球经济。
瑞士的战略优势
尽管瑞士没有煤炭等自然资源，也没有直接通往海洋的通道，但其工业成功得益于许多优势。在这些优势中，丰富且相对健康的劳动力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瑞士多山的环境和纯净的水源，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居民普遍比城市和工业地区的居民健康，因为在城市和工业地区，与水污染有关的疾病很常见。婴儿死亡率低，饮食中富含乳制品，因此人口体格健壮，这也造就了一支可用且有韧性的劳动力队伍。此外，山区耕作主要以牲畜饲养为主，不需要大量劳动力，从而为工业部门腾出了劳动力。由于劳动力充足，加之最初的工资水平低于已经工业化的地区，瑞士成为吸引工业投资的地方，尤其是钟表、纺织和精密工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此外，瑞士还发展了高质量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培养了一支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这对于需要特殊技能的行业来说是一笔额外的财富。这些因素加上政治稳定、创新和国际贸易开放的传统，使瑞士得以弥补其地理上的缺陷，成为工业先进国家。
瑞士的高文化水平是其工业发展的另一大优势。20 世纪初，瑞士成人识字率高达 90%，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瑞士的识字率尤其高。教育的进步与瑞士的宗教和文化背景有着深厚的渊源。由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等人发起的新教改革倡导个人阅读《圣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信徒们必须具备阅读能力，这促使新教地区推动教育和扫盲。与此同时，为了留住信徒并与新教竞争，天主教会也通过反宗教改革鼓励扫盲。宗教推动教育的直接后果是创造了一批劳动力，他们不仅数量多，而且技术熟练。因此，瑞士工人能够胜任复杂的工作，促进了需要高技能和高精度的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如仪器制造、精密制表、机械和制药。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加上严谨和高质量的传统，使瑞士得以在高附加值的高度专业化利基行业立足，从而弥补了自然资源匮乏和国内市场有限的缺陷。
在许多国家，有限的农业用地往往是工业发展的推动力，瑞士也不例外。在山地耕作只能提供有限收入的情况下，许多瑞士人转而从事原工业，即小规模生产商品，通常是在家中或小作坊中进行，作为农业活动的补充。这种原始工业传统为瑞士农村劳动者奠定了技能和技术知识基础。例如，家庭纺织、制表和其他形式的精密手工艺发展了先进的机械和技术技能。当工业革命开始在欧洲蔓延时，瑞士人已经具备了快速适应机械织布机等工业机器所需的实践经验。从原始工业到工业化的过渡相对容易，这是瑞士成功的关键因素。它使现有的人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将部分就业的农民转变为生产性的工业劳动力。因此，瑞士能够迅速融入新的经济模式，而无需经历痛苦的转型期和劳动力培训期。
瑞士丰富的水力资源弥补了化石燃料（如煤炭）的不足，而其他地区的工业革命都是由化石燃料推动的。事实证明，从阿尔卑斯山流出的众多河流和溪流中汲取的水力资源是瑞士可再生的可靠能源。水电在瑞士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为工厂和车间提供了清洁能源。水力发电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如化工、冶金和机械制造）尤为重要。水资源还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发展，如磨坊以及后来的水坝和水电站，这不仅支持了工业活动，还促进了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瑞士是最早大规模采用水力发电的国家之一，从而增强了其竞争优势，确保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瑞士决定走单一发展道路
瑞士采取了一种巧妙的出口战略来克服国内市场规模有限的问题，集中精力为国际市场生产高质量的商品。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瑞士每年人均出口价值18美元的商品，远高于英国的10美元、比利时的7美元和欧洲的平均水平3美元。瑞士在质量和精确度至关重要的特定领域（如制表业）独树一帜，其卓越品质举世公认。这就要求瑞士不断投资于创新和培训高素质的劳动力。此外，瑞士还为其产品建立了全球声誉，这是制药、精密机械和医疗设备行业的关键因素，巩固了其在这些行业的国际领先地位。
瑞士在纺织业选择了高度专业化的战略，专注于能够提供独特附加值的利基市场。瑞士没有在大众纺织品市场上与英国直接竞争，而是专注于丝绸和高品质刺绣织物等奢侈纺织品的生产。这一战略选择使瑞士得以在国际市场上脱颖而出，尽管其人口较少且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通过定位在不太拥挤、利润较高的细分市场，瑞士能够获得足够的利润率来刺激其经济发展，而无需大量销售。在这些专业细分市场的成功帮助瑞士建立了创新和质量的声誉，这些优势至今仍是瑞士经济的基础。
瑞士在制表业也表现出色，已成为该行业精确和奢华的代名词。制表业对原材料的需求量不大，但对技术和专业化程度的要求很高，这使瑞士得以建立起繁荣的制表业。通过专注于高附加值生产，瑞士钟表业能够抵消进口钢材等必要材料的成本。瑞士劳动力在制表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化不仅提高了制成品的价值，也有助于证明高昂的国际销售价格是合理的。这些手表不仅仅是测量时间的工具，它们已成为身份和奢华的象征，强化了 "瑞士制造 "的质量标志。熟练的劳动力、不断的创新和对高端市场的关注使瑞士成为世界制表业的领导者，这一地位一直保持至今。
工业繁荣的初始阶段
瑞士纺织业工业化的开端是1800年至1820年间的纺纱阶段。面对英国开发的传统纺织机所需的动力煤炭短缺，瑞士不得不调整生产组织，利用水资源为纺纱机提供动力。在此期间，瑞士人还努力使自己与英国大规模生产的纺织品区分开来。他们转而采用染色工艺，这种工艺不仅能美化纺织品，还能赋予它们独特的个性。通过强调质量和美感，瑞士纺织品能够吸引顾客，他们愿意为更具吸引力和稀有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种做法使瑞士在国际纺织品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专门生产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与拥有庞大国内市场的国家不同，瑞士必须依靠出口来确保其工业的成功，因此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注重纺织品加工的质量和创新，瑞士成功地在纺织业的这一特定领域建立了卓越的声誉。
瑞士在冶金领域的扩张可归功于技术创新和商业机会的融合。随着十九世纪中叶铁路网的发展，瑞士得以利用邻国比利时和法国的剩余钢铁产量，从而刺激了本国金属工业的发展。机床的引入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使瑞士从小规模生产过渡到机械化生产，其特点是更加精确和专业化。这催生了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能够为各种工业应用生产复杂的金属零件。与此同时，瑞士利用其在纺织品染色方面获得的技能，涉足化学工业。机械和化学加工技术的结合为染料、药品和其他专用化学品的创新铺平了道路。此外，对化学的掌握为瑞士食品和制药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食品工业得益于食品保存和加工技术的进步，而制药业的发展则得益于瑞士生产优质药品的能力。因此，转向冶金和化工行业是建立在精密工艺传统和创新倾向基础上的瑞士经济的必然选择。这使瑞士不仅弥补了自然资源的不足，还在这些领域建立了世界知名企业，成为一支工业力量。
瑞士的工业化进程较为缓慢，而且时间跨度较大，大约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巩固。与法国和比利时等欧洲邻国相比，瑞士的工业化速度较慢，原因有很多，包括缺乏直接可用的自然资源和地理限制。尽管面临这些挑战，瑞士仍能利用其独特的优势，如熟练的劳动力和在制表、精密设备、化工和制药等利基行业的创新。瑞士的方法强调质量和专业化，而不是数量。1910年，瑞士人均年出口额为60美元，与欧洲人均年出口额18美元相比，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这一相对成功充分体现了瑞士的工业化战略，即重点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这使得瑞士能够在总体产量较低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出口的经济效益。瑞士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高端定位是其出口成绩斐然的部分原因。通过集中生产奢侈品或技术先进的产品，瑞士能够获得较高的利润，这弥补了其国内市场较小和大规模生产方面的局限性。
大战前的瑞士：特色和主要成就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近，瑞士因其先进的经济发展和相对繁荣而脱颖而出。瑞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5美元，远高于欧洲每年550美元的平均水平，这清楚地表明瑞士经济能够为居民创造财富。这部分归功于高度专业化的工业化，集中于需要尖端技术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行业，如制表业和制药业。瑞士产品的国际声誉与创新和质量密切相关，这使得瑞士尽管国内市场有限，但仍能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政治稳定和中立政策吸引了投资，使瑞士成为国际资本可靠的金融中心，从而巩固了这一地位。瑞士还得益于其教育体系，该体系培养了受过良好教育、技术熟练的人口，能够满足先进工业部门的需求。虽然瑞士没有直接出海的通道，但它发展了高效的交通网络，包括横跨阿尔卑斯山的铁路，使其能够与欧洲其他国家保持紧密的贸易联系。瑞士的人均出口实力突出表明了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后，瑞士作为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其金融服务以质量、保密性和安全性著称，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全球动荡之前，所有这些因素都为瑞士成为一个异常繁荣的经济体发挥了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内瓦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几乎一半的人口都是外国人。1910 年，主要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移民占该市居民的 42%，近一个世纪后的 2005 年，这一数字仍高达 38%。外国人在日内瓦人口中所占比例如此之高，不仅反映了瑞士作为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吸引力，也反映了其作为政治难民、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欢迎之地的悠久而丰富的历史。这种多样性无疑为日内瓦的经济和文化活力做出了贡献，使这座城市成为国际交流的十字路口，以及欧洲各国技能和人才的大熔炉。这种人口混合也影响了瑞士的移民和归化政策，该政策通常被视为融合的典范，并塑造了瑞士作为宽容和文化多样性之地的声誉。
从20世纪初开始，瑞士就坚定地走国际化道路，这是瑞士国内市场狭小和希望拓宽经济视野的必然选择。这种外向性不仅表现为积极的出口政策，还表现为瑞士资本在海外的大量投资。事实证明，瑞士是建立国际公司的先行者。雀巢等公司和苏尔寿（Sulzer）等总部设在巴塞尔的制药巨头到1910年已经取得了跨国公司的地位，它们的行政总部设在瑞士，但生产业务遍布欧洲和其他地区。这种战略使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与当地市场波动相关的风险，并利用不同地区特有的竞争优势，如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和技术技能。通过这种方式，瑞士在世界舞台上确立了有影响力的经济地位，不仅是优质产品的出口国，还是精明的投资者和全球企业管理与组织的创新者。这种外向型发展为瑞士奠定了基础，使其在国际上享有全球金融中心的美誉，并成为工业和服务业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瑞士的人口结构特点是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尤其是与当时欧洲的平均水平相比。欧洲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而瑞士的这一比例仅为37%左右。这主要是因为瑞士的地形以阿尔卑斯山为主，限制了城市扩张的空间。1910 年，瑞士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 20 万。该国的工业化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形式，分散在全国各地，而不是集中在庞大的工业综合体中。工业活动分散的部分原因是瑞士发展的工业的性质--通常是专业化、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不一定像重工业那样需要集中的工人和服务。这种结构使瑞士保持了一定的生活质量，避免了快速、大规模城市化经常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因此，瑞士的工业和人口结构在塑造其现代社会方面发挥了作用，在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了其自然景观和生活环境。
欧洲小国的发展问题
工业革命对整个欧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小国的发展道路往往反映了其独特的当地条件、可用资源以及与当时新兴工业强国（如英国）的关系。葡萄牙和丹麦就是这种动态的两个有趣例子。葡萄牙通过 1703 年的《梅图恩条约》与英国建立了密切的历史联系，在工业革命期间，其经济仍以农业为主，成为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葡萄酒和农产品供应国。葡萄牙还是英国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的市场。因此，葡萄牙的工业发展缓慢而有限，部分原因是这种经济依赖性，另一部分原因是政治不稳定、基础设施不发达和移民。丹麦则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丹麦的农业高度发达且富有创新精神，非常重视合作和改进耕作方法，因此能够相对顺利地过渡到高附加值的商业耕作形式以及奶制品和生猪生产。事实上，丹麦已成为向英国和德国工业市场出口食品的主要国家。与此同时，丹麦还发展了食品加工业和具有竞争力的商船队。教育和劳动力培训也是优先事项，为支持工业和商业发展提供了一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这些国家表明，工业革命期间和之后的经济成功并不完全依赖于重工业化，也可以通过适合当地资源和技能的战略来实现。通过专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这些国家能够在当时的全球背景下形成可持续的经济优势。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理解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动态的基础，尤其是在工业革命时期。根据这一理论，即使一个国家生产所有商品的效率都低于另一个国家，但专门生产其比较劣势较小的商品总是有好处的。通过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各国可以提高总体产量，并从消费其他国家生产效率更高的商品中获益。对于葡萄牙和丹麦这样的小国来说，这意味着它们可以集中精力生产比其他国家更有效率的产品，即使它们在这些领域并不是绝对的佼佼者。对葡萄牙来说，这意味着要集中精力发展农业和葡萄酒生产，因为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历史诀窍。对丹麦来说，这意味着要专注于高质量的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这种做法也具有现代意义。在全球化的世界里，生产可以通过国际供应链进行分配，因此一个国家专注于自身比较优势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它使较小的经济体能够在全球市场上竞争，提供专业化的产品或服务，以补充较大的、更多元化的经济体。
这一理论表明，即使一国在任何产品的生产中都不是最有效率的（即没有绝对优势），但专门生产其具有最大相对优势或最小相对劣势的产品，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这些产品的贸易，还是有好处的。甲国在生产 y 商品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因为与乙国相比，甲国必须牺牲更多的 x 商品来生产一单位的 y 商品。因此，甲国专门生产 x 商品是合理的，因为甲国在这方面的劣势较小，而乙国专门生产 y 商品也是合理的。由于贸易使两国能够以低于国内生产的成本获得对方国家生产的更多商品，因此两国都能消费更多的商品，而不是保持自给自足（经济孤立）。这一理论是自由贸易的基本支柱，被用来支持减少国家间的贸易壁垒，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增加全球生产和消费。
葡萄牙案例研究：经济互补性与持续贫困
在大卫-李嘉图正式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之前，《梅图恩条约》（又称《篮子条约》）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思想。该条约于 1703 年在英国和葡萄牙之间签署，规定葡萄牙葡萄酒进入英国市场的关税低于法国葡萄酒，而英国纺织品进入葡萄牙则不受限制。该条约的结果是，葡萄牙专门从事具有比较优势的葡萄酒生产，而英国则专门从事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生产。这使得两国从互利贸易中获益。然而，现代分析表明，《梅图恩条约》并不一定有利于葡萄牙的长期经济发展。事实上，它可能帮助葡萄牙经济集中于农业，阻碍了工业化，这可能阻碍了葡萄牙的经济发展，而英国则在继续工业化和创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上：即使一个国家生产所有商品的效率都较低，它也应该集中生产和出口其效率相对较高的商品。这样一来，所有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益，因为每个经济体都专注于自己的相对优势。李嘉图所说的 "完美世界 "是一种理论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有国家都能从专业化和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中获益。当然，在实践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会阻碍这一理想的实现，如贸易壁垒、技术差异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国内政治问题以及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不平衡。
梅图恩条约》在葡萄牙和英国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对称的贸易伙伴关系，重点是在两国都认为具有竞争力的特定产品领域开展自由贸易。该协定是在各国经济都在寻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的背景下签署的。在英国方面，羊毛（以及更广泛的纺织品）行业正在蓬勃发展，是英国经济的一个关键部门。免税进入葡萄牙市场为英国生产商提供了相当大的优势，并鼓励了这一行业的扩张。葡萄牙的葡萄酒，尤其是波特酒，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出口到英国，而不需要缴纳外国葡萄酒，尤其是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葡萄酒通常要缴纳的高额税款。然而，该条约也产生了对葡萄牙不完全有利的长期影响。通过向英国纺织品开放市场，葡萄牙牺牲了自身工业能力的发展。在英国工业化的同时，葡萄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农业国。这种不平衡后来被批评为阻碍了葡萄牙经济的多样化和工业化。按照李嘉图的逻辑，该条约似乎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完美应用。然而，葡萄牙复杂的经济历史表明，如果没有促进经济多样化和工业化的国内政策来平衡，长期依赖此类协定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
梅图恩条约》对葡萄牙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该贸易协定虽然在短期内看似互惠互利，但其长期影响并不对称。由于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该条约的动态加强了英国作为新兴工业强国的地位。事实上，与农产品相比，纺织品等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更高，也带来了更多的资本积累。葡萄牙的情况恰恰相反。条约》鼓励葡萄牙专注于葡萄酒生产，而这不太可能鼓励自主工业化进程。葡萄牙企业家本可以在当地启动工业化，但他们发现自己在与更先进、更便宜的英国产品直接竞争，由于没有进口税，他们无法在竞争中获胜，而进口税本可以保护他们的新兴工业。这种态势的结果是，葡萄牙经济仍以农业为主，阻碍了工业发展，导致经济落后于工业化国家。该条约说明了比较优势理论在实践中可能导致意想不到或有害的结果，尤其是在贸易不平衡、没有相应措施促进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情况下。
1822 年巴西的独立极大地扰乱了葡萄牙的经济，因为在此之前，巴西不仅是葡萄牙制成品的主要销路，也是葡萄牙通过出口殖民地产品获得收入的重要来源。分离后，巴西拓宽了商业视野，减少了从葡萄牙的进口，转而进口其他国家的产品，而且往往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关税。这种损失加剧了葡萄牙对英国的经济依赖，而这种依赖在 1703 年签署《梅图恩条约》后已经根深蒂固。葡萄牙擅长生产出口葡萄酒，主要是在英国非常受欢迎的波特酒，当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人的口味转向法国葡萄酒时，葡萄牙发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随着对波特酒需求的下降，情况进一步恶化。由于没有实现经济多样化和有限的工业化，葡萄牙的经济非常脆弱。葡萄牙主要出口产品需求的波动以及伙伴国（主要是英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对葡萄牙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20 世纪初，葡萄牙的生活水平属于欧洲最低之列，191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400 美元，远低于当时的欧洲平均水平。这与欧洲工业国家的繁荣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工业化更加多样化，对外贸易更加平衡，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因此，对单一出口产品的依赖以及易受贸易伙伴偏好变化影响的脆弱性阻碍了葡萄牙的经济发展，这凸显了经济多样化对长期稳定和增长的重要性。
反例丹麦：有益互补与经济繁荣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England in the 19th century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ts cereal imports, benefiting countries such as Denmark, which became key exporters to the English market thanks to trade agreements such as free trade treat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Denmark benefited from this agreement by supplying grain to England, consolidating a favourable trading relationship. However, the massive arrival of American wheat in Europe in the 1870s triggered a major agricultural crisis, profoundly affecting countries whose economies were heavily dependent on agriculture. Faced with this crisis and reduced demand for its cereals, Denmark showed great resilience by restructuring its agricultural economy. Instead of collapsing under the weight of competition and remaining in an increasingly unprofitable agricultural sector, Denmark redirected its production towards livestock farmi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gh value-added foodstuffs such as dairy products, bacon and eggs. These products corresponded perfectly to British eating habits, particularly for their traditional breakfast. By specialising in these new areas, Denmark not only maintained, but strengthened its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England. This adaptation has enabled Denmark to convert a dependency that could have become negative, like that of Portugal, into a positive one, taking advantage of a secure and profitable export market. Denmark's ability to adapt and reinvent itself in the context of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has enabled it to remain economically viable and to maintain a relatively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for its population.
Denmark's successful economic conversion during the agricultural crisi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was based on two decisive aspects. Firstly, the farming population was well educated, which enabled it to understand quickly and adapt effectively to the new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particularly competition from American wheat. This education played a key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transition to more sophisticated breeding and dairy production method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anish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n appropriate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recognising the challenges imposed by changing global trade dynamics. Government support has taken the form of favourable land reforms,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training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farmers, particularly through dairy cooperatives. This support has contributed to better marketing and standardisation of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y combining these efforts, Denmark has not only overcome the agricultural crisis by diversifying its economy towards livestock and dairy production, but has also maintained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for its population.
The agricultural crisis caused by the massive arrival of American cereals in Europe led to a devaluation of farmland in Denmark, a country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heavily dependent on wheat exports to England. Faced with this situation, the Danish government adopted a proactive strategy by buying up the farmland owned by the king and nobles, the value of which had fallen considerably as a result of the decline in farm incomes. Once this land had been acquired, the government redistributed it to the peasants, enabling them to become the owners of the land they farmed. The aim was twofold: to encourage productive agriculture by giving farmers direct access to the benefits of their labour, and to break feudal dependence and stimulate individual initiative. Land reform has enabled farmers to benefit fully from the fruits of their labour, eliminating the intermediaries who were capturing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profits. This increased economic independence motivated farmers to adopt more efficient production methods and to turn to more profitable sectors, such as livestock and dairy production, which were in strong demand on the British market. These reforms have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ransforming Denmark into a modern,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economy, capable of meeting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By becoming owners of their land, Danish farmers have been able to invest in improving their production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have succeeded in placing Denmark among Europe's leaders in agriculture and food production.
The Danish government has taken innovative measures to support and modernise agriculture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cheap American grain imports. One of these measures was to organise farmers into cooperatives. The idea behind cooperatives is to pool the resources and efforts of individual farmers to achieve objectives that they could not achieve alone. Family farms, while retaining their autonomy,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collective strength of participating in producers' cooperatives. This enabled them to invest in expensive equipment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milking machines and pasteurisation equipment. Co-operatives also made it possible to better structure the distribution and sal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roving market access and logistical efficiency. By sharing investment costs and collaborating on the purchase of equipment, farmers c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but also strengthen their bargaining power on the market. This led to greater standardisation and improved competitiveness for Danish products on international markets, particularly in the UK, where demand for process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dairy and pork was high. These initiatives, combined with a well-trained agricultural workforce and constant government support, transformed Danish agriculture and enabled the country to overcome the agricultural crisis of the 19th century, positioning it as a major exporter of high-quality agri-food products.
During the years of economic depression between 1873 and 1890, Denmark took proactive measures to mitigat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help the population adapt to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economy. By introducing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 1886, the Danish state sought to provide a safety net for workers, and in particular farmers, who faced economic uncertain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an agriculture centred on cereal production to one specialising in livestock farming. Old-age insurance was also introduced to look after elderly farmers. The government recognised that retraining was not a realistic option for this section of the population due to their advanced age. By offering them financial support, the State ensured that these elderly people were not left destitute and could live with dignity despite the rapid changes i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These innovative social policies not only provided immediate help to those affected by the recession, but also helped to stabilise the economy by maintaining people's purchasing power and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These measures also had the side-effect of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fabric and preven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istress that could have resulted from a period of mass unemployment and poverty among ageing rural populations.
In 1913, the average annual income of a Danish citizen was $885, well above the European average of $550 a year. This relative prosperity reflects Denmark's success in transforming its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changing market demands. The transition to an economy based on dairy production and other livestock products for export has enabled Denmark to maintain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for its citizens, thanks in particular to a strategy of educating farmers, a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ing the econom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icient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struc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