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 Aline Helg 的演讲改编^[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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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 1910 年至 1940 年的墨西哥革命是墨西哥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事件之一，更广泛地说，是整个美洲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事件之一。在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长期统治的阴影下（这一时期被称为 "波菲里亚托"（Porfiriato）），墨西哥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但伴随着这一发展的是深刻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原住民社区、农村农民和其他边缘群体在迪亚斯现代化雄心的笼罩下，处境岌岌可危。

正是在这种动荡的背景下，弗朗西斯科-马德罗领导的反对迪亚斯独裁统治的叛乱爆发了。在这三十年的动荡中，出现了埃米利亚诺-萨帕塔、潘乔-比利亚和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对国家的愿景。这些领导人，尤其是萨帕塔和比利亚，经常为弱势群体说话，要求公平分配土地和资源。

墨西哥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权力斗争或经济变革。它象征着对国家认同和包容的深刻追求。在此期间，原住民、非裔墨西哥人、奴隶后代以及妇女和工人的权利被凸显出来，从而加强了一个多样化和团结的国家的重要性。

最终，尽管付出了约 150 万人的生命代价，但革命为墨西哥建立宪政共和国铺平了道路，为后代重新定义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

波菲里奥-迪亚斯的独裁统治：1876 - 1910 年

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统治时期通常被称为 "波菲里亚托"（Porfiriato），是墨西哥历史上一个矛盾的时期。虽然他为国家带来了重大的现代化，但他的政权也造成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差距，加剧了墨西哥革命前的紧张局势。一些人认为迪亚斯是个有远见的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个独裁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鼓励外国投资，并开展了铁路、港口和电报等基础设施项目。这些举措刺激了墨西哥的经济，使该国更全面地融入世界贸易，吸引了投资者，尤其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者。然而，这一进步也付出了社会代价。现代化往往有利于城市精英和外国投资者，却牺牲了农村和原住民的利益。在迪亚斯执政期间，大片被称为 "ejidos "的公有土地被出售或没收，供大型种植园或外国公司使用。这导致许多农村社区流离失所，剥夺了他们的传统生计，加剧了贫困和不平等。波菲利亚托时期还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镇压。迪亚斯虽然倡导和平与秩序（其政权的一个著名口号是 "秩序与进步"），但经常使用武力镇压或消灭反对派。在他的统治下，选举被普遍认为是被操纵的，不同的声音经常被审查、监禁或暴力压制。这些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自由的缺失为不满情绪和叛乱创造了肥沃的土壤。绝大多数墨西哥人，尤其是农村和土著阶级，发现自己被边缘化并受到压迫，这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愿望，并最终在 1910 年爆发。

波菲里亚托是墨西哥历史上对比鲜明的一章。一方面，它经历了一个快速现代化和经济扩张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它又依靠一系列镇压政策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些行动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他的政权，但却埋下了不满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墨西哥革命。新闻检查是迪亚斯控制公共言论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敢于批评政府或质疑其政策的媒体往往会被封口。拒绝遵守这一准则的记者有可能被监禁，在一些更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被流放。与此同时，迪亚斯还严厉对待新生的劳工运动。随着墨西哥工业化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对自身权利认识的提高，罢工和示威变得司空见惯。然而，这些运动往往遭到武力镇压，其领导人经常因敢于挑战迪亚斯的权威而被监禁甚至杀害。土著社区往往是最脆弱、最受剥削的群体，他们也是迪亚斯镇压的对象。当他们试图捍卫自己的传统土地或权利时，就会遭到政府的残酷抵抗。不过，在迪亚斯的武库中，最令人畏惧的工具或许是他的警察部队--"农村警察"。他们最初是为了维持墨西哥农村地区的秩序而建立的，但很快就成为了迪亚斯最喜欢的恐怖工具。他们以残暴著称，任务是铲除所有反对迪亚斯的势力，从而制造恐惧气氛。然而，迪亚斯的镇压策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虽然这巩固了他多年的权力，但也加剧了墨西哥人民的不满和不满情绪，墨西哥人民最终起而反抗他，并在墨西哥革命中寻求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1910 年对墨西哥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也是一个转折点，人们对迪亚斯专制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积月累，最终爆发为一场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参加了当年的总统选举，这是对迪亚斯长期统治的大胆挑战。马德罗拥有富裕地主的血统和政治改革家的抱负，是引导人们对迪亚斯政权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理想人物。尽管存在明显的舞弊指控，但当迪亚斯宣布选举胜利时，人们的愤怒情绪更加高涨。许多人认为马德罗的被捕是公然钳制反对派的企图，这使得局势更加恶化。这次逮捕不仅激怒了马德罗的支持者，也成为迪亚斯政权不公正和腐败的象征。为此，全国各地爆发了起义。起初只是局部的抗议活动，但很快就发展成了一场全面的革命，墨西哥各地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和革命领袖，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各持己见。随后的冲突跌宕起伏、错综复杂，涉及一系列战斗、背叛和权力重组。但最终，这场运动推翻了迪亚斯政权，为 1917 年制定新宪法铺平了道路。这部宪法试图回应革命者的许多要求，包括土地改革、保护工人权利和引入民事保障。因此，由 1910 年一场有争议的选举引发的墨西哥革命不仅仅是对独裁者的反抗。这是一场重新定义墨西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包容和民主的国家的斗争。尽管革命的道路曲折且经常充满血腥，但它却给墨西哥社会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变革。

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统治时期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令人印象深刻，但也埋下了被推翻的种子。一些关键因素共同催化了最终导致墨西哥革命的起义。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群众中贫困现象的严重加剧。虽然在迪亚斯统治下墨西哥实现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并未得到公平分享。财富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而大多数公民却在贫困中煎熬。由于大片农田被少数大地主垄断，许多小农被剥夺了土地，加剧了他们的苦难。出口农产品和满足当地需求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尽管墨西哥农业富裕，但本国人口却饱受粮食短缺之苦。这种以出口为主导的政策使许多普通墨西哥人无法获得食物，导致他们在丰衣足食的同时却忍饥挨饿。与此同时，在城市里，工作条件却每况愈下。工业化给工人带来了大量问题：无休止的工作日、微薄的工资和危险的工作条件。尽管迪亚斯对工会进行了镇压，但城市工人的不满情绪仍在持续增长，尽管面临迫害的威胁，工会运动仍在蓬勃发展。外国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控制是墨西哥人民的另一根刺。石油和采矿等主要行业被外国利益集团控制，激起了反帝情绪，助长了民族主义的抬头。通货膨胀成为另一个弊病。随着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侵蚀了普通百姓的积蓄，使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最后，民族主义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兴的中产阶级受过教育，具有政治觉悟，他们对外国控制和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日益感到愤懑。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结合最终形成了一场完美风暴，导致迪亚斯被推翻，墨西哥革命爆发。

革命的原因

墨西哥革命始于 1910 年，持续了近三十年，是一个复杂而多层面的研究课题，多年来人们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和重新思考。对这一革命运动的不同观点不仅反映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也反映了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在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的不同取向。例如，马克思主义作家通常从革命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理论相一致的角度来评估革命。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真正的 "革命应导致社会主义的建立，即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终结。在此基础上，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认为，墨西哥革命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虽然它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变革，但并没有实现社会的彻底社会主义改造。事实上，墨西哥革命结束了波菲里亚托（Porfiriato）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土地改革，并将某些关键产业（如石油）国有化。然而，这些变革并没有废除私有财产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虽然民众的一些要求（如萨帕蒂斯塔运动提出的激进土地改革）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并未完全实现。然而，将墨西哥革命简化为一场简单的政治权力斗争未免过于简单。尽管经济和社会变革可能不如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彻底，但革命确实给墨西哥社会带来了重大变革。它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于 1917 年制定了一部至今仍然有效的新宪法，并促成了土地结构和工人权利等方面的改革。

墨西哥革命无疑是历史上一段复杂而微妙的插曲，历史学家和学者对它的解释一直争论不休。马克思主义视角侧重于阶级结构和经济变革，为这一重大事件提供了特别的解读。诚然，革命的结果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墨西哥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在经历了革命的混乱和权力斗争之后，随着 1917 年《宪法》的通过，墨西哥最终成为一个宪政共和国。虽然这份文件引入了进步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如土地改革和工人权利，但墨西哥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事实上，尽管墨西哥试图重新分配土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片土地重新回到了有影响力的地主和公司手中，或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马克思主义批评者还指出，革命的许多核心人物，如维努斯蒂诺-卡兰萨和阿尔瓦罗-奥布莱贡，都来自社会的中上层阶级。这些领导人虽然反对波菲里奥-迪亚斯的独裁统治，但并不一定考虑到了贫困阶层的利益。相反，他们寻求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同时也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和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等人的纲领更为激进，注重农民权利和土地再分配，但他们的愿景并没有在革命后的形势下取得任何持久的胜利。特别是萨帕塔，他对农村社区的权利深表关切，并希望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尽管他的影响深远，但他的理想并未完全实现。然而，尽管革命并未彻底推翻资本主义或彻底改变社会结构，但它确实给墨西哥的政治和社会格局带来了重大变化。它结束了数十年的独裁统治，引入了重要的法律改革，并引发了关于社会正义、国家地位和民主的激烈辩论。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最具批判性的观点也承认它的历史重要性和对墨西哥的持久影响。

墨西哥革命带来了一系列重塑墨西哥社会的深刻变革。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因素之一就是土地改革。1917 年《宪法》促进了土地的重新分配，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统治墨西哥的大地主的束缚。这一重新分配是对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热情呼吁 "土地与自由"（Tierra y Libertad）的回应。虽然改革的实施情况参差不齐，但它象征着与以前的土地保有制度的决裂。资源国有化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1917 年宪法第 27 条规定，所有地下土地和资源都属于国家。这为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于 1938 年将石油工业国有化铺平了道路，从而加强了墨西哥的经济主权。革命期间，原住民权利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一事件对公然剥削土著社区的庄园制度提出了质疑。此外，新宪法承认了这些社区的一些社区传统，进一步将他们的权利和文化纳入了国家结构。在政治上，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统治的结束为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政权铺平了道路。尽管在随后的岁月里，镇压时有发生，但革命建立了更具参与性的民主制度，为新的政治动态奠定了基础。最后，墨西哥在革命期间和之后经历的社会变革也是引人注目的。一种新的墨西哥民族身份出现了，它寻求融合土著和西班牙传统。这导致了文化复兴，尤其是在艺术和音乐方面。尽管一些评论家可能会指出，革命并没有彻底改变所有的权力结构，但它确实带来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仍在影响着这个国家。

墨西哥革命因其规模、影响和变革的深度而在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它不是简单地改变现有制度，而是彻底改变了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民众对革命的广泛参与是凸显其革命性的关键因素。从北部到中部，数百万墨西哥人奋起要求变革。这些起义不仅是不满情绪的结果，也反映了该国不同地区的不同愿望。例如，北部居民试图摆脱中央政权的桎梏，而中部居民则渴望土地正义，希望收回在迪亚斯政权统治下被篡夺的土地。但这场斗争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要求，而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控制国家的战争。激烈的战斗和对抗不仅推翻了迪亚斯的政权，还打碎了他的权力基础。这些冲突为新领导人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他们在寻求巩固权力的同时，也试图为国家确立新的愿景。波菲利亚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新的统治精英引入了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一新愿景强调主权、经济独立和促进墨西哥身份认同。它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试图重新定义墨西哥，寻求建立植根于民族的资本主义。

墨西哥革命是墨西哥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无论从其规模还是影响来看都是如此。民众参与这场革命的规模空前，这表明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蓬勃发展。来自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团结起来，表达了他们的挫折感、希望和对更美好的墨西哥的向往。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国家的未来也充满了憧憬。一些人梦想着社会公正和土地再分配，另一些人则憧憬着自由民主和工业化国家。这些不同的观点常常导致紧张和冲突，但也丰富了革命的论述，为国家的未来提供了多元化的道路。权力斗争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当地的现实。迪亚斯的下台只是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开始，这些斗争的目的是决定由谁来统治墨西哥以及如何统治。这些对抗导致了先前权力结构的解体，并为新的治理形式打开了大门。取代迪亚斯的控制体系对国家的转型至关重要。在新政府的领导下，旧的权力机制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具代表性和更加民主的机构。伴随着这一体制改革，新的精英阶层也应运而生，他们在寻求巩固权力的同时，也致力于实施必要的改革。最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民族主义、社会正义和经济独立的强调塑造了墨西哥看待自身及其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方式。这一新的愿景为墨西哥在二十世纪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墨西哥革命不仅仅是一次政权更迭，而是墨西哥社会的一次深刻变革，为后代重新定义了墨西哥的身份、价值观和发展轨迹。

始于 1910 年的墨西哥革命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它的影响和反响远远超出了墨西哥的国界，影响了世界各地革命运动的进程。墨西哥革命爆发时，不仅仅是对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期独裁统治的反动，也是对深刻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对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剥削以及对重新获得自治和主权的民族愿望的回应。它特别关注土地权、土地改革、教育以及减少外国（尤其是美国）对墨西哥经济的影响。国际环境也发挥了作用。当时，世界正进入政治和社会动荡阶段。快速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和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以及帝国的崩溃和非殖民化运动，都为革命创造了肥沃的土壤。与其他革命运动相比，墨西哥革命的特点在于它关注的是农业和土地问题，而俄国和中国革命则更多地关注工业和无产阶级问题。此外，虽然墨西哥革命包括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人士，但它并不像俄国和中国那样寻求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古巴革命几乎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发生的，它受到冷战和非殖民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

墨西哥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发生在美洲，当时该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扩张主义政策的影响。这种影响，加上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和大棒政策，意味着该地区的任何重大政治运动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美国的干预或影响。通过革命，墨西哥试图重新定义自己的国家身份，摆脱殖民遗产和外国利益，同时寻求建立更加民主和包容的政府形式。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和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等革命标志性人物是农民和土著阶级权利的捍卫者，他们的事业在其他拉美国家的革命和社会运动中也得到了响应。革命的主要诉求--土地改革、承认土著权利和更公平地分配资源--反映了不仅在墨西哥，而且在该地区其他国家都存在的深刻不平等和社会紧张关系。这些问题是整个 20 世纪拉丁美洲许多其他社会和革命运动背后的推动力。此外，墨西哥革命表明，变革可以由非国家行为者发起和领导，人民运动确实可以挑战和重塑既定秩序。这对拉丁美洲其他抵抗运动和革命运动对待自身斗争的方式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

墨西哥革命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开创了一个强有力的先例，表明人民运动可以颠覆既有的专制政权，建立基于社会正义和民主的新秩序。墨西哥革命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强调土地改革。萨帕塔发出的 "土地与自由"（Tierra y libertad! (土地与自由）的呼声远远超出了墨西哥的国界。在玻利维亚、秘鲁和智利等国，人们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以造福耕种者的想法，从而在 20 世纪中叶促成了土地改革。与此同时，革命还强调了土著人民权利的重要性。自殖民时期以来，这些群体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墨西哥起义激发了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的原住民运动，这些运动一直在争取承认和权利。20 世纪 30 年代，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总统做出了将墨西哥石油国有化的大胆决定，展示了强大的经济主权。这引发了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意识，促使其他拉美国家考虑将其资源国有化，尤其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国有化浪潮中。推动墨西哥革命的基层运动表明，权力不仅可以受到精英的挑战，也可以受到普通公民的挑战。无论是工会、农民社区还是土著运动，人民的团结就是力量。最后，虽然墨西哥革命经历了专制时期，但它所倡导的民主形式比迪亚斯时代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研究过墨西哥革命的拉美领导人和活动家借鉴了墨西哥革命的经验教训，在自己的国家开展了人民运动，展示了挑战现有权力结构如何影响历史。

墨西哥革命

墨西哥革命深刻地塑造了墨西哥 20 世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挑战。

从 1910 年到 1920 年，以推翻波菲里奥-迪亚斯的长期独裁统治为标志，墨西哥陷入了激烈的内战。这种混乱局面催生了各种革命领袖和运动，如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弗朗西斯科-比利亚，他们为实现社会正义和控制国家的理想而战。这场动荡最终导致了 1917 年《宪法》的颁布，这是一份进步的文件，旨在纠正墨西哥社会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保障土地再分配、工人权利和公共教育等基本权利。

第二阶段从 1920 年到 1934 年，被称为 "索诺拉年代"，出现了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o Obregon）和普卢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等主导人物。尽管相对恢复了稳定，但这些年的特点也是权力日益集中和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政府在促进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巩固了对国家的控制，为后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革命制度党（PRI）奠定了基础。

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担任总统期间（1934-1940 年）可能是变革最大的时期。卡德纳斯具有深远的社会和国家愿景，发起了定义现代墨西哥的大胆改革。他在 1938 年决定将石油工业国有化，这一决定尤其具有象征意义，反映出他希望将国家资源用于为人民服务。此外，他的土地改革政策重新分配了大量土地，试图纠正波菲时代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现象。这些举措虽然继续面临挑战和批评，但巩固了墨西哥革命作为该国历史上决定性转折点的遗产。

1910 - 1920: 奋斗的十年

主角

在墨西哥革命的第一阶段（1910-1920 年），墨西哥经历了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这是一个混乱而血腥的时期，战乱不断，政权被推翻。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通常被认为是革命的先驱，他于 1911 年成功地结束了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的长期独裁统治。然而，他的民主愿望只是昙花一现。1913 年，在执政不到两年后，马德罗遭到背叛，在臭名昭著的 "十日惨案"（Decena Trágica）中被推翻。不久后，他被暗杀，标志着一个更加不稳定时期的开始。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他来自莫雷洛斯州，坚决捍卫农民的事业。他的阿亚拉计划呼吁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成为农村社区争取土地权利斗争的象征。尽管萨帕塔领导有方、深受欢迎，但他也未能逃脱当时的暴力。1919 年，他在赫苏斯-瓜哈尔多（Jesús Guajardo）的命令下被暗杀，这一行径极大地打击了他的支持者的士气，标志着革命的转折点。在这十年中，帕斯卡尔-奥罗斯科（Pascual Orozco）、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和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Francisco "Pancho" Villa）等许多其他领导人也相继崛起和倒下。他们的悲惨命运证明了革命的不可预测性和残酷性，在这场革命中，联盟经常变化，忠诚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背叛。但是，尽管发生了个人悲剧，这一时期却为墨西哥持久而重大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墨西哥革命的 1910 年至 1920 年阶段经常被比作不同派别之间冲突的旋转木马，这些派别试图按照自己的愿景塑造墨西哥的未来。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是墨西哥北部人，领导着北方分部。他富有魅力，个性鲜明，在战场上骁勇善战，愿意为弱势群体的权利而战，因此受到许多人的敬仰。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流行文化中，比利亚经常被描绘成心地善良的强盗或墨西哥罗宾汉，劫富济贫。另一方面，埃米利亚诺-萨帕塔来自墨西哥南部，是农民和土著社区权利的捍卫者。他的 "阿亚拉计划 "要求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这反映了他将土地归还给耕种者的承诺。萨帕塔的名言 "土地属于耕耘者"（La tierra es para quien la trabaja）经常被引用。阿尔瓦罗-奥布雷贡（Álvaro Obregón）虽然一开始不如比利亚和萨帕塔那么出名，但他被证明是当时最娴熟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之一。他最终成功地巩固了对自己有利的权力，在其他主要派别失败后成为主要领导人。尽管这些领导人在意识形态和地域上存在差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推翻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数十年的寡头政治制度。然而，他们对未来墨西哥的愿景经常发生冲突，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多次对抗。这个动荡的时期给墨西哥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战斗异常激烈，平民经常陷入战火之中。城市被摧毁，许多墨西哥人流离失所或逃往美国以躲避暴力。尽管动荡不安并付出了高昂的生命代价，但这十年对现代墨西哥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持久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1917 年宪法可以说是墨西哥革命最持久的遗产之一。尽管武装冲突无处不在，各派别之间也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但人们逐渐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法律框架，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并解决引发革命的主要不满。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宪法》的起草展现了远见和决心。它不仅是对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统治的回应，也是对国家指导原则的彻底改革。例如，第 3 条保证所有墨西哥人都能接受世俗、免费和义务教育。这不仅是为了改善国家教育，也是为了限制天主教会在教育事务中的影响力。第 27 条是最激进和最有争议的条款之一，涉及土地重新分配。它规定所有土地和水原本都是国家的财产，允许进行有利于在迪亚斯统治时期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土地改革。第 123 条涉及工人权利，保障罢工权，规定每天工作 8 小时，并保护工作中的妇女和儿童的权利。这一条款旨在消除前政权对工人的公然虐待。因此，1917 年《宪法》成为墨西哥渴望现代化和响应社会正义要求的象征，而社会正义正是革命的核心。尽管在随后的岁月里，宪法的实施面临挑战，对其条款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它仍然是墨西哥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证明了墨西哥创建一个更加公平和平等的社会的雄心壮志。

维克托利亚诺-韦尔塔是墨西哥革命中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作为一名职业军官，他最初忠于墨西哥长期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然而，在迪亚斯下台后，韦尔塔发现自己在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担任总统期间在军队中掌握了权力。马德罗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低估了墨西哥政治的复杂性，错误地信任了韦尔塔，让他继续担任陆军将军。1913 年，在一场被称为 "悲剧十年"（Decena Trágica）的政变中，韦尔塔背叛了马德罗，并将其逮捕，不久后马德罗遇刺身亡，但他的确切死因仍有争议。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的支持下，韦尔塔夺取了政权。然而，他很快就不受欢迎了，因为他试图恢复与迪亚斯政权相关的专制秩序。他的政府受到了许多革命领袖的挑战，包括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他们组成了一个反对他的联盟。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派、外交压力和内部起义，韦尔塔的政权于 1914 年垮台，他被迫逃亡。他先是逃到西班牙，后又逃到美国，在那里他试图动员支持重新夺回墨西哥的政权，但没有成功。1916 年，他因密谋反对美国政府在美国被捕。1916 年，他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去世，官方说法是死于肝硬化，但也有传言说他可能是被毒死的。

1910 年至 1920 年的墨西哥被称为墨西哥革命的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动荡。这一时期常常被描述为墨西哥历史上最暴力的时期之一，这一说法就是最好的证明。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有着社会公正和民主的理想。他在掌权后不久于 1913 年遇刺身亡，这凸显了当时政治局势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潘乔-比利亚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可能是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比利亚虽然经常被描述为土匪，但他是一位天才的战术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另一方面，萨帕塔是土地改革和农民土地权的狂热倡导者。两人的命运都很悲惨，因为他们的理想和影响力而被谋杀。帕斯夸尔-奥罗斯科（Pascual Orozco）虽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不如比利亚和萨帕塔，但他在革命的早期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多次改变联盟，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垮台。阿尔瓦罗-奥布莱贡（Alvaro Obregón）和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是巩固革命的核心人物。尤其是奥布莱贡，在经历了十年的暴力之后，他为墨西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然而，与之前的许多人一样，他也不幸被暗杀。墨西哥历史上的这段时期凸显了革命转型的危险和挑战，即使是胜利也可能转瞬即逝，权力也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个时代的暴力和背叛塑造了墨西哥的集体记忆，并继续影响着墨西哥的政治和文化。

墨西哥革命的关键人物不仅影响了革命本身的进程，他们的悲惨命运也对他们死后国家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推翻了波菲里奥-迪亚斯的长期独裁统治，凸显了墨西哥人民对政权的强烈不满。他的遇刺造成了权力真空，加剧了各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和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虽然在全国不同地区活动，但都象征着贫穷阶层的希望。萨帕塔提出了 "土地与自由 "的口号，体现了农民要求公平重新分配土地的愿望。萨帕塔之死是对土地运动的沉重打击。同样，比利亚和他的北方师对中央政府构成了重大挑战，他的死使政治机构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对手。阿尔瓦罗-奥格雷贡在十年革命后成功稳定了国家局势，他的去世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政治务实精神和在不同派别之间游刃有余的能力对巩固革命成果至关重要。他的去世使墨西哥失去了一位有远见、有能力引导墨西哥走向更加稳定的未来的领导人。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虽然在理想上不如同时代的一些人激进，但他在制定 1917 年宪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遇刺凸显了革命精英内部的危险和持续的竞争。所有这些死亡事件不仅反映了革命的动荡和残酷，还造成了权力真空，为其他领导人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他们留下的遗产影响了之后的几十年，他们的故事已成为墨西哥民族特性的内在组成部分。

维克托利亚诺-韦尔塔
弗朗西斯科-马德罗
潘乔-比利亚
帕斯夸尔-奥罗斯科
尤费米奥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
阿尔瓦罗-奥布雷贡-萨利多
拉卡纳达的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

墨西哥革命是一个动荡、血腥和优柔寡断的时期，在此期间，效忠对象频繁更换，结盟也往往昙花一现。尽管革命领袖们在意识形态和地区上存在差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推翻旧秩序，建立一个反映他们对墨西哥的理想和愿望的政权。然而，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愿景经常发生冲突，导致了多次对抗和背叛。七位主要领导人中有六位遭到暗杀，这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的残酷无情。这些暗杀不仅仅是战场上对抗的结果，而且往往是政治背叛、埋伏和阴谋诡计的结果。维克托利亚诺-韦尔塔是一个特例。虽然他不是直接因革命而被杀，但他的下台和流亡美国与他在革命中的作用直接相关。韦尔塔与前迪亚斯政权有关联，并在推翻马德罗之后夺取了政权，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他未能建立对国家的稳定控制，也未能安抚各革命派别，这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这些领导人中大多数人的悲惨结局表明，墨西哥革命是多么复杂和不可预测。他们每个人都在墨西哥历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他们的悲惨命运也证明了在争取彻底变革的斗争中所固有的危险和牺牲。

墨西哥革命是一场充满变化和突发事件的旋风。有魅力、有影响力的人物突然消失，留下了权力真空，而这些真空往往会被新的派别或个人所填补，这些派别或个人试图推动自己的议程。每当一位领导人被淘汰，都会为其他领导人的上台创造机会，但同时也给本已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主要领导人接连遭到暗杀，也让人们更加确信，无论多么强大或有影响力的领导人都不是真正安全的。这可能使一些人因害怕成为下一个目标而不敢采取激进举措或挺身而出。另一方面，这也可能鼓励其他人采取更加野蛮的策略或迅速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执政时间可能有限。此外，墨西哥是一个在地区、社会和经济方面存在深刻分歧的国家。这些分歧往往反映在革命派别本身。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统一的领导层来指导国家，这些分歧变得更加明显。整个地区，如拥有潘乔-比利亚的北方和拥有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南方，都有自己的议程和对墨西哥未来的愿景，这使得建立统一领导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最终，墨西哥革命不仅是一场反对旧迪亚斯政权的斗争，也是一场定义墨西哥身份和未来的战斗。主要领导人的死亡加剧了内部冲突，延长了这一动荡时期，使向新秩序的过渡变得更加复杂。

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

墨西哥北部，特别是奇瓦瓦州、科阿韦拉州和索诺拉州，是当时墨西哥的经济中心地带，农业、畜牧业、采矿业和工业发达。这些州还靠近美国，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了便利。因此，该地区出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资产阶级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迪亚斯的集权和任人唯亲政策感到疏远。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出身于科阿韦拉州的一个富裕地主家庭，是这一北方资产阶级的代表。虽然他个人从波菲利亚时期获益匪浅，但马德罗也受到了自由和民主思想的影响，强烈反对迪亚斯的专制延续。马德罗因敢于在 1910 年的选举中与迪亚斯竞争而被捕，这激起了他的支持者的愤怒和不满。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宣布后，迅速赢得了对迪亚斯政权不满的各种团体的支持，而且不仅仅是在北部。然而，正是由于帕斯卡尔-奥罗斯科（Pascual Orozco）和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等领导人的支持，北部的起义迅速获得了动力。这两位领导人虽然最初都支持马德罗，但对墨西哥也有自己的看法。

面对波菲里奥-迪亚斯的长期独裁统治，弗朗西斯科-马德罗赢得了大量支持。为了响应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的起义号召，全国各地的许多团体拿起武器反抗迪亚斯政权。与马德罗一起参加这场斗争的两位最著名的人物是帕斯夸尔-奥罗斯科（Pascual Orozco）和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帕斯夸尔-奥罗斯科起初忠于马德罗，在与迪亚斯军队的最初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潘乔-比利亚则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都成为了传奇人物，他指挥的著名的 "北方师 "是革命中最强大、组织最严密的部队之一。1911 年 5 月，经过数次决定性战役，包括攻占华雷斯城，革命军成功结束了迪亚斯的统治。华雷斯城协议》谈判的结果是，迪亚斯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在那里度过了余生，直到 1915 年去世。

波菲里奥-迪亚斯被解除总统职务后出现了权力真空，多位革命领袖试图对此做出回应。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o Obregón）和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等领导人都对墨西哥的未来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些不同的愿景导致了这些派别之间的多次冲突。例如，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于 1911 年颁布了阿亚拉计划，要求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他希望将土地归还给村社，并收回所有被地主和外国人非法获得的土地。潘乔-比利亚则不太关心具体的改革，而是反对背叛革命的精英，包括卡兰萨和奥格雷贡等领导人。由于需要在这些意见分歧的团体之间达成共识，1917 年的宪法最终诞生了。制宪会议由韦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召集，试图在革命团体的不同要求和意识形态之间达成妥协。宪法》纳入了土地改革、工人权利保障以及对国家自然资源的民族主义立场等内容。尽管《宪法》获得通过，但战斗并未立即停止，1917 年《宪法》经修改后仍是墨西哥的基本法，这凸显了重新定义国家的努力的重要性和持久性。

尽管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是推翻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期独裁统治的核心人物，但他作为总统掌权期间也是动荡不安，内部关系紧张。人们对马德罗的主要不满之一是他没有带来许多革命者所期望的彻底变革。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仅仅推翻迪亚斯是不够的：他们还希望墨西哥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土地改革和工人权利方面。马德罗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大地主家庭，本质上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他追求自由选举和宪政，但并不一定赞成激进的社会革命。因此，尽管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在许多人看来，他过于温和，或者在实施这些改革时过于缓慢。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等人对土地改革的步伐尤其不满。萨帕塔宣布的 "阿亚拉计划 "公开批评马德罗没有将土地归还给农民社区。此外，马德罗上任伊始就面临着一系列叛乱和阴谋。旧政权的人物、心怀不满的军官，甚至是他的一些前盟友都质疑他的合法性和领导能力。最终，维克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于 1913 年策划了政变，导致马德罗被捕并被暗杀。韦尔塔的背叛和马德罗的死亡重新点燃了革命的火焰，许多墨西哥人奋起反抗韦尔塔的独裁政权，捍卫马德罗最初为之奋斗的理想。

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与其他革命领袖之间的动态变化凸显了墨西哥革命核心的紧张关系和意识形态差异。来自北部奇瓦瓦州的潘乔-比利亚组建了主要革命力量之一，即著名的 "北方师"。虽然他起初是马德罗对抗迪亚斯的重要盟友，但在马德罗掌权后，两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比利亚认为马德罗的改革步伐不够快，1912 年马德罗下令逮捕比利亚，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帕斯夸尔-奥罗斯科（Pascual Orozco）是马德罗最初推翻迪亚斯时的另一位盟友，他很快就对马德罗领导下的改革缺乏深远影响感到不满。他尤其对土地改革的缓慢步伐感到沮丧。因此，1912 年，奥罗斯科拿起武器反抗马德罗政府，引发了革命的新阶段。来自南部莫雷洛斯州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是土地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是对马德罗批评最多的人之一，指责马德罗总统没有足够重视将土地归还给农民。他在 1911 年提出的 "阿亚拉计划 "慷慨激昂地呼吁彻底改革国家的土地结构。这些分歧说明了墨西哥革命面临的根本挑战：调和不同革命团体的不同愿望和要求。马德罗希望实现国家民主化，而其他人，如萨帕塔，则希望实现深刻的社会变革。议程和意识形态的多重性使得这一时期异常不稳定且充满冲突。

马德罗遇刺后，维克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掌权，开创了军事暴政时期。然而，韦尔塔的夺权遭到了广泛质疑，尤其是潘乔-比利亚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等领导人，他们结成联盟反对韦尔塔。反对韦尔塔的联盟还包括另一位有影响力的革命领袖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尽管反胡尔塔联盟的目标和动机各不相同，但在推翻胡尔塔的决心上却是一致的。在随后的内战中，墨西哥各地都发生了重大战役和冲突。1914 年 7 月，在数次军事失败后，面对国内和国际政治压力，韦尔塔辞职并流亡国外。然而，即使在韦尔塔下台后，和平也没有恢复。革命领袖之间，特别是卡兰萨、比利亚和萨帕塔之间的深刻分歧依然存在。这些派别之间的争斗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冲突，每个派别都试图将自己对革命后墨西哥的看法强加于人。不稳定一直持续到 1920 年，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发动了反对卡兰萨的政变，最终导致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然而，正如随后几年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不同团体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和利益冲突从未得到完全解决，这使得墨西哥革命成为该国历史上一个复杂而多面的时期。

莫雷洛斯州的不满情绪反映了这一时期墨西哥出现的更广泛的紧张局势。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领导的运动，即萨帕塔主义者，深深扎根于农民社区。这场运动体现了农民夺回土地的愿望，而他们的土地往往是为了大型糖业庄园和外国公司的利益而被没收的。对马德罗行动的不满在1911年的阿亚拉计划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该计划是萨帕塔宣布的一份革命文件，呼吁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萨帕塔的观点与马德罗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德罗主张采取温和的方式，寻求平衡国内不同派别的利益，而萨帕塔则将土地改革视为革命的核心。对萨帕塔主义者来说，土地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源，也是他们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当联邦政府试图用武力镇压萨帕塔运动时，马德罗和萨帕塔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激化了。由于马德罗无法回应莫雷洛斯和其他地区农民的愿望，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尽管萨帕塔运动在革命期间起起伏伏，但它已成为墨西哥农民反抗和渴望社会正义的永恒象征。

1911 年 11 月宣布的阿亚拉计划是墨西哥革命最关键的阶段之一。它反映了农民对马德罗政府背叛的深刻感受。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最初支持马德罗是希望他能进行意义深远的土地改革，但面对他明显不愿对大地主采取果断行动的态度，他很快就失去了信心。阿亚拉计划》的内容远不止谴责马德罗这么简单。它强调了彻底归还土地的必要性。萨帕塔主张进行土地改革，征用三分之一的庄园土地并重新分配给农民。萨帕塔主义者尤其关注保护公有土地（ejidos），这些土地在前政权统治下已被私人利益集团接管。这项计划不仅仅是一项意向声明：它代表了墨西哥社会转型的一项具体而激进的计划。它与该国的土地和经济精英直接对立，力图将农民置于墨西哥国家项目的核心。萨帕塔坚持激进的土地改革，拒绝损害农民的权利，这使得萨帕塔运动成为革命中最激进、最具影响力的潮流之一。虽然阿亚拉计划在萨帕塔生前没有完全实施，但它为墨西哥后来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并成为争取社会正义和农民权利斗争的象征。

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社会正义和恢复农民土地权利的理想根深蒂固，他很快成为反抗和追求正义的象征性人物。萨帕塔主义者通常由农民和原住民组成，他们迫切希望收回被庄园和其他私人利益集团不公正夺走的土地。土地与自由"（Tierra y Libertad）一词经常与萨帕塔联系在一起，它概括了萨帕塔运动的大部分精髓。这不仅是一场争取土地资源的斗争，也是一场争取尊严、尊重和承认最边缘化群体权利的斗争。萨帕塔和他的运动虽然主要活跃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但对整个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对历届政府不断提出挑战，坚持必须兑现革命承诺，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改革。萨帕塔坚持捍卫农民的权利，帮助塑造了墨西哥革命的遗产。即使在他去世后，他的精神和理想仍在影响着墨西哥的社会运动和土地改革，使他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反抗和变革人物。

1911 年 11 月宣布的阿亚拉计划是墨西哥革命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既是对萨帕塔对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失望的直接回应，也是对土著农民的愿望和要求的更广泛的展望。萨帕塔的主要不满是土地改革缺乏进展和革命承诺没有兑现。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是农民权利的狂热捍卫者，他认为阿亚拉计划是将公平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正式编纂成法律的一种手段。萨帕塔宣布马德罗没有能力进行墨西哥所需的真正改革，从根本上质疑了马德罗政府的合法性。强调将土地、森林和水资源归还给土著农民社区不仅是一个经济正义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和社会正义问题。对其中许多社区而言，土地与他们的身份、文化和精神有着内在的联系。萨帕塔坚信，土地属于耕种者。对他和他的支持者来说，阿亚拉计划不仅仅是呼吁改革，而是要求彻底改革墨西哥的土地和社会结构，重点关注最边缘化群体的权利和需求。这种激进的正义和改革理念对墨西哥革命的方向和结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在 1913 年策划了一场针对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的政变后夺取了政权，他的野心是在多年革命动荡的国家恢复表面上的秩序和稳定。他的政权通常被视为试图恢复 "波菲里奥和平"，即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期担任总统期间的相对稳定时期，但这是以政治压迫和专制控制为代价实现的。韦尔塔得到了墨西哥特权阶层--大地主、天主教会和城市精英--的支持。这些群体主要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和特权，害怕各种革命运动所承诺的激进改革。外国投资者，尤其是美国公司，也支持韦尔塔，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墨西哥，这样他们的投资才有保障。然而，这使得韦尔塔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生冲突，后者反对韦尔塔的独裁统治，并试图支持其他更民主的革命派别。韦尔塔虽然取得了政权，但却无法稳定国家局势并赢得广泛支持。他试图维持现状，抵制改革的呼声，这导致了反韦尔塔势力的广泛联合，其中包括韦努斯蒂亚诺-卡兰萨、阿尔瓦罗-奥布雷贡、潘乔-比利亚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等领导人。这一联盟最终于 1914 年成功地将韦尔塔赶下台。韦尔塔事件凸显了墨西哥革命的紧张局势，以及政治联盟和野心的复杂性，正是这些政治联盟和野心塑造了墨西哥历史上这段动荡的时期。

维克多利亚诺-韦尔塔尽管希望恢复秩序和维持现状，但他很快发现，他的雄心壮志设想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反对他的政权的势力迅速在几条战线上形成合力，使他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固。在北部，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o Obregón）和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等革命领袖组织的强大军事抵抗力量成为韦尔塔的劲敌。这些力量主要由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前反对者组成，他们不愿意看到另一个被认为与迪亚斯相似的独裁者上台。与此同时，在墨西哥中部，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继续为土地改革和农民权利而战。虽然萨帕塔运动主要以土地问题为中心，但萨帕塔反对韦尔塔所代表的那种独裁政权，这也加强了他对韦尔塔的抵制。除了军事威胁之外，韦尔塔还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民间反对派。在城市地区，已经感受到迪亚斯政权压迫和剥削的工人阶级开始组织工会，并为社会和劳工改革进行示威。这些工人和手工业者运动不仅关注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还关注民主、教育和公民权利等更广泛的问题。这些不同形式的反对派--军队、农民和城市--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反对韦尔塔的统一战线，最终导致了他的倒台。这是墨西哥历史上一个具有说明性的时期，显示了影响革命及其多个阶段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态的复杂性。

在各种思潮的熏陶下，新知识分子的出现标志着墨西哥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实证主义是迪亚斯及其政府所信奉的哲学，它的失败在波菲里亚托时期尤为突出。实证主义主张通过科学、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进步，但往往以牺牲土著社区的权利和传统为代价。新一代知识分子通常在墨西哥和国外接受教育，他们开始借鉴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土著意识形态。他们认为这些意识形态是对波菲里托失败的回应，也是通往一个更加平等和包容的国家的道路。在反对实证主义的同时，他们还对墨西哥哥伦布之前的历史、土著文化和传统进行了浪漫主义的重新评价。这些知识分子试图重新定义国家身份，强调墨西哥的土著根源，并呼吁进行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尽管努力巩固政权，但却无法遏制或调和这些相互矛盾的力量。他试图重建与迪亚斯类似的专制政权，但这只会激起反对派的愤怒。此外，他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和对他的不满。因此，面对一个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政权，面对得到新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团体支持的对立派别的崛起，韦尔塔的命运已经注定。他无力驾驭这个复杂多变的环境，最终倒台，并为革命的新阶段铺平了道路，新阶段的特点是在政治话语和国家政策中更多地纳入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理想。

1913 年，维克多利亚诺-韦尔塔策划了一场针对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的政变，建立了一个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想起波菲里奥-迪亚斯专制主义的政权。然而，墨西哥的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韦尔塔无法重现波菲里亚托时期的相对平静。在北部，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o Obregón）和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动员了大批武装力量反对他，而在中部，有影响力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和他的萨帕塔部队则要求土地正义。但韦尔塔不仅在战场上受到挑战。在城市中心，社会动荡日益加剧。工人和手工业者通常组织成工会，他们走上街头，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并要求改革。他们得到了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支持，并经常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个阶层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渴望的不仅仅是经济现代化。这个新的思想阶层坚决反对实证主义--波菲里亚托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实证主义重视科学和进步，却牺牲了大众的权利和传统。相反，这些知识分子倡导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本土思想的融合，呼吁进行一场不仅是政治革命，也是文化革命的革命。在这种社会和意识形态发酵的氛围中，试图恢复旧秩序的韦尔塔政权显得格格不入，最终难以为继。这些不同力量的结合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垮台。

瓜达卢佩计划

1914 年宣布的瓜达卢佩计划是墨西哥革命的关键时刻。该计划是在维纳斯蒂亚诺-卡兰萨的领导下制定的，表达了对维克多利亚诺-韦尔塔政府的彻底反对，后者在推翻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的统治后被认为是非法的。卡兰萨曾担任科阿韦拉州州长和马德罗内阁成员，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是该国北部最有影响力的革命领袖之一。瓜达卢佩计划》不仅是一份反对韦尔塔的宣言，还确立了卡兰萨作为立宪派军队 "第一首领 "的地位，负责恢复墨西哥的宪政秩序。该文件重申了 1857 年宪法的原则，并呼吁一旦韦尔塔被废黜，就举行新的选举。有趣的是，该计划并未包含任何激进的社会或经济建议。事实上，它更像是一份旨在恢复宪法秩序的政治宣言，而不是重塑墨西哥社会的全面愿景。然而，该计划的宣布是韦尔塔被弹劾和卡兰萨上台的关键一步。

瓜达卢佩计划》与墨西哥革命的其他计划不同，它主要关注制度和政治问题，而不是社会经济需求。其重点是推翻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恢复宪法秩序。这是对韦尔塔通过策划针对马德罗的政变非法篡权这一看法的直接回应。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作为立宪派军队的第一首领，试图围绕一套共同的政治目标巩固反胡尔塔势力的联盟，而不是陷入关于社会或土地改革的更复杂的争论中。通过强调恢复法治和建立宪政，卡兰萨希望建立一个反对韦尔塔的统一战线。然而，这种做法也遭到了批评。许多人认为，瓜达卢佩计划在解决墨西哥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不公正方面做得还不够。例如，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等领导人对卡兰萨的做法感到不满，继续呼吁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但尽管有这些批评，瓜达卢佩计划在为下一阶段的斗争巩固革命力量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瓜达卢佩计划得到了北部许多革命领袖的支持，包括阿尔瓦罗-奥布莱刚（Alvaro Obregon），并帮助团结了争夺政府控制权的各个派别。卡兰萨及其支持者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1915 年，卡兰萨宣布自己为立宪军首任领导人，并开始控制墨西哥中央政府。然而，卡兰萨的上台并非没有阻力。虽然他成功地巩固了该国北部许多势力的支持，但各革命团体之间仍然存在许多矛盾。例如，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一直关注土地问题和农民的权利，他认为瓜达卢佩计划缺乏对真正的土地改革的承诺。同样，另一位重要的革命领袖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也与卡兰萨存在分歧，导致卡兰萨、比利亚和萨帕塔势力之间爆发了著名的 "派系战争"。在此期间，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o Obregón）被证明是一位能干的军事战略家，他在 1915 年的塞拉亚战役中击败了比利亚的部队，巩固了卡兰萨的权力。在奥布雷贡的支持下，卡兰萨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在墨西哥城建立了自己的基地，并开始了复杂的国家重建工作。但是，通往一个稳定、统一国家的道路尚未完成。1917 年，卡兰萨监督通过了《墨西哥宪法》，这是一份包含土地改革、工人权利和教育条款的进步文件。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革命派别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导致了多年的冲突和政治变革。

到 1914 年，维克托利亚诺-韦尔塔政权面临的压力达到了顶峰。由卡兰萨、比利亚和奥布雷贡领导的立宪派部队从北面推进，而萨帕塔派则从南面推进。潘乔-比利亚和阿尔瓦罗-奥布雷贡是北方部队的重要指挥官。比利亚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被称为 "北方师"，他以自己的魅力和动员、激励部队的能力而闻名。奥布里贡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战略家，他为战场带来了现代战术创新。1914 年 7 月，韦尔塔的部队被击溃，他辞职并最终逃往国外。他辞职后，在卡兰萨的立宪派军队进入墨西哥城之前，萨帕塔曾短暂占领墨西哥城。然而，尽管取得了对韦尔塔的联合胜利，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却日益明显。卡兰萨、比利亚和萨帕塔对革命后的墨西哥有着不同的看法。卡兰萨关心的是恢复秩序和建立宪政政府。另一方面，萨帕塔主要关注的是土地改革、将土地归还给农民以及地方社区自治。比利亚有自己的愿望和关切，有时与萨帕塔意见一致，有时则与他对立。这些矛盾最终导致了 "派别战争"，即韦尔塔被推翻后爆发的一系列革命团体之间的内部冲突。经过数年的冲突和谈判，秩序才最终得以恢复，并通过了 1917 年《墨西哥宪法》，奠定了现代墨西哥的基础。

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的政权虽然独裁，但面对来自南北两方不断崛起的革命力量的威胁，却无法维持自己的地位。比利亚和奥布雷贡的军队在北方、萨帕塔的军队在南方接连推进，给首都造成了巨大压力，大大削弱了韦尔塔的权力。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o Obregón）的军事和战略天才在韦尔塔的倒台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14 年，在取得一系列决定性胜利后，他的部队与其他革命领袖的部队一起向墨西哥城集结。面对即将崩溃的政权，韦尔塔辞职并逃离了墨西哥。韦尔塔走后，反韦尔塔运动的主要煽动者之一维纳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发现自己处于建立权威的有利位置。根据他自己颁布的瓜达卢佩计划，卡兰萨宣布自己为立宪派军队的 "第一领袖"（Primer Jefe），并组建了一个政府，试图重建宪法秩序。然而，即使韦尔塔下台，国家也没有恢复稳定。各革命派别对墨西哥的未来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之间爆发了冲突，延长了内战时期。

墨西哥革命的第一阶段充满了冲突和动荡，见证了多位领导人的兴衰，墨西哥的权力格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韦尔塔的失败和卡兰萨就任总统标志着最激烈战斗的结束，以及向国家重建阶段的过渡。然而，尽管卡兰萨占据了主导地位，革命运动内部的紧张局势并未消散。卡兰萨试图在自由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实现墨西哥的现代化，但在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上却始终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和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等领导人对墨西哥的未来有着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土地改革方面。这些分歧导致了进一步的冲突。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紧张关系，卡兰萨时代还是取得了革命的主要成就之一：颁布了 1917 年宪法。这份至今仍然有效的文件为墨西哥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奠定了基础，力求推行土地、教育和劳工改革，同时限制教会和外国投资者的权力。

韦尔塔的失败和卡兰萨登上总统宝座是墨西哥革命的决定性转折点。在他的盟友，特别是比利亚和奥布雷贡的支持下，卡兰萨成功地改变了权力平衡，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导时代。尽管各革命派别之间争斗激烈、结盟复杂，但这一时刻象征着墨西哥控制权争夺战的重大转变。卡兰萨通过瓜达卢佩计划作为政府的基础，试图恢复秩序并为国家确立新的方向。虽然内部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依然存在，但这一时期标志着革命最动荡阶段的结束，为重建和改革铺平了道路。

韦尔塔下台、卡兰萨上台后，墨西哥并没有立即实现和平与稳定。许多曾联合起来对抗韦尔塔的派别开始就革命后墨西哥的发展方向产生分歧。很快，卡兰萨和他最亲密的盟友，尤其是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o Obregón），与其他革命领袖（如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对国家未来的看法显然不同。卡兰萨主要关注的是恢复秩序和巩固权力，而比利亚和萨帕塔则希望看到激进的社会和土地改革得以实施。1914 年，阿瓜斯卡连特斯会议试图调和不同的革命派别。不幸的是，这次会议只是加剧了紧张局势，导致卡兰萨与比利亚和萨帕塔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裂。次年，这些分歧导致奥布雷贡（Obregón）率领的卡兰萨军队与比利亚的军队直接对抗。虽然卡兰萨通过了 1917 年宪法，规定了土地改革和工人权利，但宪法的实施进展缓慢。许多人认为，卡兰萨的政策过于谨慎，甚至是反动的，尤其是相对于革命的激进愿望而言。因此，1914 年至 1915 年这一时期反映了墨西哥革命的复杂性。即使在推翻了波菲拉斯派和韦尔塔之后，国家也远未统一，各革命派别仍在为墨西哥的未来而斗争。

尽管韦尔塔倒台，卡兰萨崛起，但随后的墨西哥并不平静。尽管卡兰萨最初因其在反对韦尔塔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得到了许多革命领袖的支持，但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很快就面临着重大挑战。卡兰萨的政治决策往往被认为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卡兰萨承诺的改革，尤其是农业、工人权利和教育方面的改革，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得到大力实施。这让那些为激进变革而奋斗的人们，尤其是比利亚和萨帕塔的支持者等较为激进的群体感到紧张和沮丧。此外，卡兰萨还对昔日的盟友表现出一定的不信任，并试图铲除那些他认为对其统治地位构成威胁的人，这加剧了内部矛盾。卡兰萨与奥布雷贡、比利亚和萨帕塔等其他革命领袖之间的不信任导致了一系列冲突和政治动作，导致革命运动继续四分五裂。由于缺乏明确的议程，卡兰萨又不愿实施影响深远的改革，这让许多墨西哥人感到失望。建立一个变革的国家和一个能够满足最边缘化群体需求的政府的希望似乎正在破灭。这为未来几年新的对抗和持续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事实证明，卡兰萨的任期动荡不安，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政府内部关系紧张，还因为强大的外部派别不断施加压力。由南部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领导的萨帕塔主义者的批评尤其激烈。他们曾寄希望于实质性的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进展缓慢是他们感到沮丧的主要原因。萨帕塔的阿亚拉计划强调了向农民重新分配土地的紧迫性。卡兰萨未能充分满足这些要求，这疏远了许多萨帕塔主义者，促使他们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在北部，革命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潘乔-比利亚也感到被背叛了。比利亚曾是反对韦尔塔的重要盟友，他曾希望新政府能采取更激进的改革方法。相反，他发现卡兰萨更关心的是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不是推进革命理想。卡兰萨和比利亚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导致冲突和竞争，加剧了国家的不稳定。因此，尽管卡兰萨能够消除韦尔塔的直接威胁并建立起自己的政府，但他很快又陷入了与其他革命派别的一系列新冲突中。这些紧张局势揭示了革命运动内部的深刻分歧，也凸显了在大动荡时期之后建立一个统一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萨帕塔事业深深植根于墨西哥的社会和经济历史。自殖民时代以来，大片土地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而大多数农民，特别是土著人民，往往被剥夺了祖先对土地的权利。在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时期，这种土地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大片公有土地（或称 "ejidos"）被出售或没收，为大地主或外国投资者谋取利益。来自莫雷洛斯州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成为这些边缘化农业社区的拥护者。面对地主要求割让公有土地的压力和土地保有制度长期存在的不公正，他被迫起义。他于 1911 年宣布的阿亚拉计划不仅是对背叛革命者的批判，也是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宣言。萨帕塔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高层的政治变革。相反，它旨在改变国家的土地结构，将土地交到耕种者手中。萨帕塔主义者认为土地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源，也是农村社区身份、文化和尊严的核心。尽管萨帕塔主义者面临武器更精良、资金更雄厚的对手的挑战，但他们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始终坚持顽强抵抗。他们对 "土地和自由 "的决心和承诺使他们成为墨西哥革命中最令人难忘和最有影响力的角色之一。

萨帕塔主义者的愿景深受墨西哥农村社区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他们以社区为核心，渴望建立一个 "ejidos"（即公有土地）得到保护和耕种以造福所有人，而不是被少数人占有或剥削的社会。这一愿景在本质上具有深刻的民主性，旨在平衡权力，确保社区积极参与对其未来的决策。萨帕塔主义者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部分原因是教会内部立场不一。虽然体制内的教会一般都支持既定秩序，并与地主精英有许多联系，但许多牧师和平信徒都非常关注社会正义，并支持农村和土著社区的愿望。在某些情况下，教会在支持当地社区努力收回和管理自己的土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埃米利亚诺-萨帕塔本人就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这在某些地区加强了萨帕塔运动与教会之间的联系。不过，也有关系紧张的时候，特别是当教会机构似乎支持大地主或中央政府的利益时。尽管存在这些紧张关系，萨帕塔主义者从未将教会视为铁板一块的敌人，相反，他们认识到教会内部的差异，并寻求与那些赞同他们的正义和公平理念的人结盟。

潘乔-比利亚出生在墨西哥北部的杜兰戈州，他的理想和策略反映了该地区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特殊性。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的工作重点深深扎根于墨西哥南部的农业社区，而比利亚则不同，他更多地受到了北部挑战的影响，那里的农业、畜牧业和靠近美国边境的地理位置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地方土匪到革命领袖，比利亚的崛起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和适应能力。他的军队通常被称为 "北方师"，由牛仔、前土匪、心怀不满的农民和其他试图推翻波菲里奥-迪亚斯及其继任者政权的人组成。萨帕塔主义者的诉求集中在土地问题上，而比利亚的目标则不同。他们关注的问题包括工人权利、面对外国干预的国家主权以及自然资源控制。比利亚的领导魅力毋庸置疑。他的大胆风格、战术胆识和直接参与战斗的倾向使他成为墨西哥国内外的传奇人物。然而，他的领导方式与萨帕塔主义者倡导的参与式民主背道而驰。比利亚是个独裁者，经常根据自己的直觉和对大局的看法做出单方面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比利亚与卡兰萨和奥布雷贡等其他革命领袖存在分歧和冲突，但他也有与他们合作的时期。他对待这些联盟的方式不断变化，这表明了他在战略上的灵活性，但也导致人们对他的忠诚和意图的看法时有矛盾。

潘乔-比利亚的运动和他对土地改革的看法与萨帕塔主义者截然不同，尽管他们各自的目标有重叠之处。潘乔-比利亚来自墨西哥北部，他亲眼目睹了由地主精英控制的庞大庄园。这些庄园通常拥有自己的基础设施和安全部队，其运作几乎就像州内的小国家。庄园的劳动力主要由农民组成，他们往往受到剥削，几乎没有任何权利或保护。北部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南部不同，这一点也反映在比利亚的目标和战术中。当比利亚和他的 "北方师 "控制了北部地区后，他们征用了许多庄园，主要目的不是像萨帕塔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而是为革命提供资金。庄园是重要的经济中心，比利亚明白，控制了这些庄园，他就能获得支持和装备军队所需的资源。通过将这些庄园委托给他信任的副手，比利亚确保了这些庄园的收入将直接支持北方师的战争努力。这也让比利亚能够奖赏他最亲密的盟友，巩固他在北方的权力。然而，这种做法也并非没有受到批评。一些人指责比利亚只是在复制一种赞助和精英制度，尽管他是以革命的名义这样做的。

尽管潘乔-比利亚有着罗宾汉的形象，但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反映革命的理想。他以务实的方式获取资金和资源，通常是通过征用和掠夺，这使他能够维持和支持一支庞大的军队。然而，这也让他与其他革命领袖产生了矛盾，后者认为他的行为背叛了革命的崇高原则，尤其是与社会正义和土地再分配相关的原则。比利亚的军队也因残暴而臭名昭著。即决处决、屠杀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往往以革命的名义进行辩解，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些行为表明他的部队缺乏纪律或公然无视人道主义原则。这种残暴行为使比利亚的形象备受争议。对他的支持者来说，他是事业的捍卫者，是一个为被压迫者的权利而战、反对不公正的人。而对他的诋毁者来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以革命为借口来满足个人野心和敛财。这些批评并非维拉独有。在不同的环境下，许多革命领袖经常面临类似的困境。激进的方法有时可以被证明是实现革命目标所必需的，但它们也可能损害事业的道德合法性。就比利亚而言，他的遗产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被誉为革命英雄，一个站出来反对不公正的人民英雄。另一方面，他的职业生涯却因暴力和背叛行为而受到损害，这让人怀疑他的动机是否纯洁。

韦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和阿尔瓦罗-奥布雷贡来自工业发达、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墨西哥北部，他们的视角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等南部领导人或潘乔-比利亚等北部 "穴居人 "不同。他们对革命的看法深受各自地区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卡兰萨和奥布雷贡来自工业发展、铁路和贸易较为发达的地区。因此，他们的优先事项反映了城市人口、新兴资产阶级和工业工人阶级的需求和愿望。尽管他们认识到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教育和现代化对墨西哥的转型至关重要。尤其是卡兰萨，在经历了多年的动荡之后，他试图建立法治和稳定的宪法政府。他的意图是结束曾使国家四分五裂的一系列冲突和内战，为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奠定基础。在他领导下颁布的 1917 年《宪法》反映了这一愿景。虽然其中包含土地改革的条款，但也确立了社会和政治权利，如罢工权、世俗教育和个人自由保障。奥格雷贡则更加务实和灵活。作为一名军人，他了解权力的动态，努力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威，同时回应民众的改革要求。他的政府延续了卡兰萨的改革，同时更加关注各革命派别的需求。

对天主教会及其政治影响力的不信任在墨西哥历史上并非新鲜事。自 19 世纪中叶改革法颁布以来，在贝尼托-华雷斯等自由派人士的领导下，减少教士影响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墨西哥革命重新点燃并加剧了国家与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维纳斯蒂亚诺-卡兰萨和阿尔瓦罗-奥布雷贡以及其他革命者认为教会是旧殖民秩序和波菲里亚托时代的残余，在波菲里亚托时代，教会积累了财富和权力，但往往牺牲了穷人和边缘化群体的利益。他们还认为教会支持保守派，反对他们为墨西哥设想的社会和经济转型。1917 年《宪法》在当时是一份具有深刻进步意义和革命性的文件，反映了这些反教会的担忧。其中包括以下条款：

禁止宗教机构拥有土地。
禁止神职人员行使选举权和批评法律或政府。
宣布所有教堂和宗教财产归国家所有。
在公立学校推行世俗教育。

奥布莱贡接替卡兰萨担任总统后，继续执行这些规定，与神职人员和信奉天主教的人经常发生冲突。在奥布莱孔任期结束后，这些紧张关系在 20 世纪 20 年代普卢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担任总统期间达到了顶峰，爆发了天主徒战争（Cristeros War）--墨西哥政府与反对严格执行反教士法的天主教民兵之间的武装冲突。

在墨西哥革命期间，各革命派别的军队规模差别很大，这反映了他们的支持基础和动员能力。卡兰萨的军队，即立宪派，人数在 2 万到 4 万之间。尽管规模不大，但卡兰萨得到了城市和中产阶级以及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的支持。在韦尔塔被废黜后，他还拥有控制某些政府资源的优势。潘乔-比利亚的北方师规模更大，兵力估计在 10 万到 20 万之间。这支令人印象深刻的部队证明了比利亚作为军事战略家的高超技巧以及他争取群众支持的能力，尤其是在该国北部。由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领导的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s）拥有 1 万到 2 万名士兵。虽然他们的人数少于北方师，但他们在墨西哥南部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主要是支持萨帕塔土地改革理念的农民。这些数字是根据估计得出的，可能会因资料来源不同而有所变化。此外，由于这一时期部队的忠诚度时高时低，因此很难确定任何特定时间的确切数字。

1919 年 4 月 10 日，萨帕塔的遗体被安放在库乌特拉（莫雷洛斯）。

1914 年及其后的几年里，墨西哥各革命派别之间的联盟不断变化，冲突也十分激烈。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虽然有着不同的纲领和支持基础，但他们认识到反对卡兰萨的共同利益，并一度结成联盟。南方解放军（Ejército Libertador del Sur）最初是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部队的名称，主要在莫雷洛斯州和墨西哥南部周边地区活动。萨帕塔和比利亚联手后，他们的部队向墨西哥城集结，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控制了首都。比利亚和萨帕塔在墨西哥城总统府的合影非常有名，象征着他们暂时夺取了政权。然而，比利亚和萨帕塔的联盟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位领导人对墨西哥的未来有着不同的愿景。萨帕塔将土地改革放在首位，而身为北方元首的比利亚则有不同的考虑和目标。面对这一联合威胁，卡兰萨和他的立宪派发起了反攻。立宪派在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o Obregón）的指挥下，使用现代军事战术和组织严密的战略击退并最终击败了比利亚和萨帕塔的联合部队。最终，卡兰萨成功地巩固了他对墨西哥政府的控制，尽管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与各革命派别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仍时有发生。

潘乔-比利亚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之间的联盟主要是形势使然。他们的联盟并非基于对墨西哥未来的共同愿景，而是基于对维努斯蒂诺-卡兰萨及其政府的共同反对。比利亚是来自北方的僭主，他的支持者主要是农民，但他也与其他地区精英和某些商业利益集团有联系。他的优先事项反映了这些混合联盟，重点是征用庄园和重新分配这些土地，但不一定像萨帕塔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具有社区精神。另一方面，萨帕塔坚定地扎根于南方的农业社区。他的口号 "土地与自由"（Tierra y Libertad）概括了萨帕塔主义者对土地改革的愿景，即把土地归还给社区，由社区集体管理。这一愿景基于墨西哥南部土著人民和农民的社区主义传统。当这两股力量在墨西哥城汇合时，卡兰萨这个共同的敌人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最终削弱了这种联盟。一旦眼前的威胁过去，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快就变得不可逾越，他们发现自己再次处于对立的地位。

1915 年后，墨西哥革命的进程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萨帕塔仍然牢牢控制着他的大本营莫雷洛斯，并继续捍卫阿亚拉计划的原则，但他影响全国政治的能力却大大降低了。他为实现激进的土地改革以及更加民主和参与性的治理所做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他的领地莫雷洛斯。另一方面，比利亚的军队在卡兰萨手中被击败，特别是在 1915 年阿尔瓦罗-奥布雷贡（Álvaro Obregón）领导的塞拉亚战役中被击败，标志着革命的转折点。战败后，虽然比利亚在该国北部仍占据重要地位，但他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权力。美国承认卡兰萨为总统，加强了他的地位，为他的政府提供了国际合法性。这也确保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因为美国在墨西哥政治和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后的时期并非没有麻烦。虽然卡兰萨成功实施了包含多项进步改革的 1917 年宪法，但他的政权面临着内部挑战以及与反对派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局势最终导致卡兰萨在 1920 年遇刺身亡，标志着他总统任期的结束和墨西哥革命新阶段的开始。

1919 年，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遇刺，标志着墨西哥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年 4 月 10 日，萨帕塔在莫雷洛斯州奇纳梅卡遭遇伏击身亡，这次伏击是由忠于卡兰萨的将军巴勃罗-冈萨雷斯（Pablo González）指使赫苏斯-瓜哈尔多（Jesús Guajardo）策划的。萨帕塔之死严重削弱了萨帕塔运动的力量，尽管他们的影响力并未被完全消除。消灭萨帕塔后，卡兰萨将注意力转向其他威胁，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其中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是最迫在眉睫的威胁。敌对行动一直持续到 1920 年，比利亚在经历了几次挫折后认识到抵抗是徒劳的，于是接受了一项协议。该协议允许他退居杜兰戈州的卡努蒂略，结束了他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1920 年，卡兰萨遇刺身亡，标志着他统治的结束。阿尔瓦罗-奥布雷贡（Álvaro Obregón）、普卢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和阿道夫-德拉韦尔塔（Adolfo de la Huerta）策划的 "阿瓜普列塔计划 "挑起了他的下台。为了寻求避难，卡兰萨试图逃往韦拉克鲁斯。然而，他在普埃布拉州的特拉斯卡兰通戈（Tlaxcalantongo）旅途中断，在山中露营时被杀害。在这段动荡的时期之后，阿道夫-德拉韦尔塔（Adolfo de la Huerta）成为临时总统，阿尔瓦罗-奥布莱贡（Álvaro Obregón）随后于 1920 年当选，开创了墨西哥革命后历史的新阶段。

1923 年，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去世，有效地结束了墨西哥主要革命派别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背叛、联盟变化以及革命中几个关键人物的暗杀。作为领袖，卡兰萨本人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尤其是来自那些曾经是他盟友的人的挑战。革命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o Obregón）与卡兰萨存在重大分歧，尤其是在革命后的政策和国家发展方向上。卡兰萨去世后，奥布莱贡处于巩固权力和实现其墨西哥愿景的战略地位。作为总统，奥布雷贡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在十年内战后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他的执政标志着一个重建和转型时代的开始，为墨西哥随后几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围绕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之死的背景十分复杂，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尽管卡兰萨在推翻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为建立革命后政府做出了贡献，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愿意实施墨西哥社会许多阶层所期望的影响深远的改革，尤其是土地和劳工改革。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在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卡兰萨的主要盟友，但由于这些改革问题，他与卡兰萨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奥布雷贡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地认为卡兰萨过于专制，对改革的承诺不够，因此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暗杀卡兰萨既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种报复。它反映了墨西哥革命的内部矛盾以及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个人竞争。它还说明了革命后墨西哥政治的高昂代价，背叛和暴力往往是解决分歧和权力斗争的首选手段。

1923 年韦努斯蒂亚诺-卡兰萨遇刺事件说明了墨西哥革命时期的复杂性和内部紧张关系。作为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卡兰萨在推翻维克托利亚诺-韦尔塔和建立革命后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在掌权后，他不愿实施重大改革，尤其是土地和劳工改革，这导致他的盟友们感到沮丧和紧张。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o Obregón）虽然在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卡兰萨的重要盟友，但后来逐渐与卡兰萨疏远。卡兰萨和奥布雷贡之间的分歧加剧，部分原因是奥布雷贡及其支持者认为卡兰萨越来越独裁。此外，卡兰萨不愿推行许多革命者所期望的改革，也加剧了这种分歧。因此，奥格雷贡的支持者刺杀卡兰萨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政治和意识形态矛盾的顶点。在他们看来，卡兰萨是背叛了革命理想的领导人。这一悲惨时刻反映了墨西哥的不稳定和权力斗争，即使在革命的主要战役结束后，这种不稳定和权力斗争仍在继续。

通过 1917 年宪法

1917 年《宪法》是墨西哥革命的标志性成就，代表了将不同革命派别的各种要求和愿望整合到一份文件中的尝试。这部宪法最能体现革命的理想和愿望。1857 年《宪法》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侧重于个人权利和政教分离，而 1917 年《宪法》与之不同，融入了更多激进元素，尤其是在土地改革、教育和劳工权利方面。它是革命各方有时难以达成共识的结果。1917 年宪法包含了一些在当时具有创新意义的条款。例如，第 27 条授权自然资源国有化，并承认农民社区的土地权。第 3 条规定了公共教育的世俗性质，这对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来说是一项重大变革。第 123 条规定了工人的权利，包括罢工权和八小时工作制。在许多方面，1917 年宪法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它不仅承认个人权利，还承认社会权利。然而，尽管《宪法》具有进步性，其条款的执行情况却参差不齐，往往取决于历届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墨西哥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并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墨西哥国家奠定了基础。

1917 年《宪法》是墨西哥历史上的奠基性文件，解决了几十年来加剧紧张局势的许多问题：

土地改革：墨西哥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在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时期，数百万农民被剥夺了祖传土地。1917 年宪法试图通过土地改革来纠正这些不公正现象。它旨在将土地从大地主手中重新分配给小农、土著社区和 ejidos。ejidos 或公有土地是墨西哥的传统概念，土地由社区集体所有。
劳工改革：工人的状况，尤其是该国新兴工业工人的状况，是一个主要问题。宪法》引入了工人权利保障措施，包括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权和禁止使用童工。这些措施旨在保护工人阶级免受雇主的虐待，并促进更公平的财富分配。
教育改革：由于认识到教育是改善墨西哥人民状况的重要手段，《宪法》规定提供免费的世俗公共教育。这不仅提高了识字率，增加了受教育的机会，还削弱了天主教会在学校中的影响力。
宗教改革：墨西哥的政教关系一直很复杂。1917 年宪法试图加强政教分离。因此，政府控制了教育系统，保证其世俗化。此外，宪法还将天主教会的财产收归国有，并在教育和土地所有权方面对教会施加了限制。

这些改革标志着墨西哥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并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现代化的墨西哥。尽管改革的实施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不同，但这些改革影响了墨西哥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墨西哥 1917 年《宪法》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规定了在当时具有创新意义的权利，尽管其中一些权利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落实。

妇女权利：虽然 1917 年《宪法》没有立即赋予妇女选举权，但它确实为公民权利奠定了基础，并为妇女未来参与政治生活打开了大门。直到 1953 年，墨西哥妇女才在全国选举中获得投票权，但《宪法》的进步精神无疑为这一进步铺平了道路。
言论和新闻自由：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对于避免政府审查和滥用权力至关重要。宪法》的这一规定在确保社会更加透明和民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在许多国家，这一规定的实施有时会受到质疑。
组织工会的权利：这项内容与劳动改革有着内在联系。它保障了工人组织起来捍卫自身利益的权利，这是平衡劳资关系、确保社会公正的重要一步。
土著人民的权利：墨西哥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多样性，包括许多土著社区。1917 年《宪法》率先承认了土著人民的权利。虽然执行情况参差不齐，多年来也面临许多挑战，但这一承认是这些社区实现公正和平等的重要一步。

墨西哥 1917 年《宪法》无疑是革命后时期最重要的立法成就之一。它的诞生源于对民众需求做出具体回应的需要，而这些需求正是革命动荡年代的火种。这份新文件取代了 1857 年宪法，反映了一个追求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国家的愿望。土地改革是其支柱，旨在纠正历史上的土地不平等，以有利于小农和土著社区。劳动改革旨在保护工人的权利，因为他们的工作条件往往不稳定、不公平。教育也被视为建设一个知情的现代国家的重要支柱，因此强调向所有人提供世俗教育。政教分离的愿望也是这部宪法的核心，反映了限制神职人员对国家事务的影响的愿望。除了这些结构性改革，1917 年宪法在承认公民权利方面也具有革命性意义。它设想了妇女选举权、保护言论自由并承认工会权利，这表明它是多么前卫。此外，作为美洲第一部明确承认土著人民权利的宪法，它为其他国家承认和保护土著居民的权利铺平了道路。因此，1917 年《宪法》不仅仅是一份立法文件，它还是墨西哥焕然一新的象征，反映了一个经历过重大动荡时期的国家的希望和愿望。

拉萨罗-卡德纳斯将军

1917 年宪法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但弗朗西斯科-穆希卡等关键人物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穆希卡是一位与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关系密切的热心社会主义者，他将自己的进步思想和民族主义观点带入了这份重要文件的起草过程中。弗朗西斯科-穆希卡是工人、农民和原住民权利的狂热捍卫者。他的思想深深植根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墨西哥应摆脱外国影响，以社会公平为中心，开辟自己的道路。他对进步和社会公正的承诺对于制定《宪法》条款，特别是有关土地改革、保护工人权利和政教分离的条款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与后来成为墨西哥总统的拉萨罗-卡德纳斯关系密切。卡德纳斯在任期间实施了宪法所设想的一些最激进的改革，包括石油工业国有化。穆希卡和卡德纳斯的共同愿景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革命后的墨西哥，并重新定义了国家、公民和资源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弗朗西斯科-穆希卡对社会正义充满热情，对革命理想矢志不渝，在制定宪法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宪法力图纠正过去的错误，引导墨西哥走向更公平、更公正的未来。

墨西哥 1917 年宪法是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思想的奇妙融合。从表面上看，它通过建立总统制政府，奉行了经典的自由主义原则。这一制度以三权分立为基础，旨在平衡和限制政府权力，同时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然而，这部宪法与同时代宪法的真正不同之处在于其深刻的进步性。在许多国家尚未完全承认社会和经济权利的时候，墨西哥采取了大胆的措施，将这些权利编入宪法。所提出的改革显然是为了纠正历史上的不平等，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例如，土地改革旨在通过向小农和土著社区重新分配土地来打破传统的权力结构。它试图纠正几个世纪以来土地集中在少数特权地主手中的现象。与此同时，劳动改革将工人权利置于中心位置，保障体面的工作条件、罢工权和免受剥削的权利。教育改革承诺提供免费、世俗、公共教育，重点是培养有知识、有责任感的公民。最后，宗教改革代表着与过去的重大决裂。通过寻求政教分离，宪法试图限制天主教会对墨西哥政治和教育的传统影响。这些进步措施使 1917 年宪法成为当时最先进的宪法之一，反映了墨西哥革命的愿望和理想。它不仅仅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而是一部具有根本前瞻性的宪法，旨在将墨西哥转变为一个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都得到尊重和保护的国家。

墨西哥 1917 年宪法试图纠正殖民时代和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期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不公正现象。这份文件中所包含的改革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因为它们几乎影响到墨西哥社会的方方面面。

土地改革是最紧迫的改革之一。数百万墨西哥人，特别是土著社区，被数百年的殖民政策和后殖民政策剥夺了传统土地。土地重新分配不仅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也旨在平衡经济力量。ejidos"，即社区土地，使整个社区能够集体拥有和耕种土地，从而加强了社区团结。劳工改革也至关重要。在迪亚斯执政时期，工人经常受到剥削，权利很少或根本没有权利。新宪法保障罢工权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并试图结束对工人和农民的公然剥削。传统上由天主教会控制的教育是另一个主要问题。宪法保障所有公民都能接受公立、世俗和免费教育。通过这种方式，宪法力求培养能够充分参与国家民主生活的知情公民。政教分离也是一项重大变革。通过减少教会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宪法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使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受宗教教义的支配。最后，通过为公民提供社会保护，宪法认识到了支持最弱势公民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进步，使墨西哥成为拉丁美洲社会改革的先锋。

1917 年宪法的民族主义层面对于理解其起草动机和愿望至关重要。与许多拉美国家一样，墨西哥在历史上与外国势力有着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在自然资源开发方面。当时，石油已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它在墨西哥的存在吸引了许多外国投资者，主要是英国和美国投资者。这些外国公司在各自政府的默许下，对墨西哥的政治和经济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对于许多革命者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它象征着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家主权的丧失。因此，在宪法中加入一项条款，规定底土资源，尤其是石油，属于国家所有的决定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反映了一种愿望，即重新控制国家财富，并保证开采的利益将归于全体墨西哥人民，而不是少数外国投资者。此外，限制外国所有权也是维护墨西哥主权的一种方式。它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外国人想在墨西哥投资，他们必须按照墨西哥人自己确定的条件来做。最后，宪法的民族主义色彩是当时拉丁美洲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面对外来干涉，许多国家都在通过资源国有化或其他方式寻求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因此，1917 年宪法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大胆表达了墨西哥人民的愿望。

在追求主权和自决的过程中，1917 年宪法采取了具体措施，确保国家利益高于外国利益。其中一条规定授权以国家利益为由征用外国拥有的财产，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这项措施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它还为墨西哥政府提供了控制和管理外国投资以及外国在该国影响力的具体手段。在边境和沿海地区限制外国所有权也是一项战略性措施。边境和沿海地区通常被视为战略和安全敏感地区。通过限制外国在这些地区的所有权，《宪法》试图确保这些关键地区仍在墨西哥的控制之下，不受潜在的外国影响或控制。这些措施反映了墨西哥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对外国干预的不信任。墨西哥曾遭受过占领、入侵和外国干涉。19 世纪的特点是美国和法国的干预，以及短期的外国占领。因此，这些宪法条款可被视为对这些经历的直接回应，旨在防止未来的统治或不当的外国影响。重要的是要强调，这些措施并不只是针对外国投资者或土地所有者个人，而是旨在保护国家主权，确保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惠及本国公民。这些规定表明，墨西哥革命决心与过去决裂，为国家的未来开辟新的道路。

1917 年宪法中规定的反教会主义是与墨西哥过去最重大的决裂之一。自殖民时代以来，天主教会一直是一股主导力量，不仅在宗教方面，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也是如此。它拥有大片土地，对墨西哥人的日常生活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限制教会权力的愿望与几个因素有关。首先，人们认识到教会作为现状守护者的角色及其与保守精英的频繁结盟。其次，革命领袖受到了欧洲和拉丁美洲流传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些地区，政教分离被视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接管教会财产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通过征用教会的大量财产，政府可以将这些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从而实现革命的主要诉求之一。教育系统国有化也有双重目的：既能让政府制定全国教育计划，又能结束教会对教育的影响。宪法的反教会立场自然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保守派和教会本身的阻力。这种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天主徒战争（Cristero War），一场反对政府反教会政策的武装起义。然而，尽管面临这些挑战，1917 年宪法中规定的世俗化还是为现代墨西哥奠定了基础，在现代墨西哥，教会和国家仍然是分离的。

宪法》的实施

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虽然在起草 1917 年宪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其任期内，他更像是一位务实的领导人，而非改革者。他对秩序和稳定有着清晰的认识，通常更关注巩固权力和结束墨西哥革命的暴力，而不是实施宪法承诺的激进改革。卡兰萨在担任总统期间经常面临重大挑战。他必须驾驭各种革命领袖之间深刻的竞争和不断变化的联盟所构成的政治格局。此外，近十年的激烈战斗、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和创伤。尽管宪法具有进步性，但卡兰萨往往不愿执行其中较为激进的条款，尤其是有关土地再分配的条款。他的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拆除庞大的庄园并将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而这正是革命的主要诉求之一。同样，虽然《宪法》规定了激进的劳动改革，但卡兰萨经常避免全面实施这些改革，因为他担心这些改革会进一步破坏经济的稳定。卡兰萨还担心对外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因为美国正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墨西哥的革命发展。他担心过快、过激地实施改革会引起外国干涉。这一切导致他与革命中更激进的派别，特别是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和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的关系紧张，他们急于进行更具体的社会和经济改革。

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的任期是墨西哥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期。除了对革命的殷切期望，当时墨西哥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也很复杂，多方势力都在按照自己的愿景塑造国家的未来。腐败盛行，不仅在卡兰萨政府内部，在革命的许多参与者中也是如此。对腐败的指控，无论是有根据的还是作为政治工具的，都破坏了公众对卡兰萨政府的信心，加剧了现有的紧张局势。争权夺利是这一时期的常态。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和阿尔瓦罗-奥布雷贡（Álvaro Obregón）等人都是重要的竞争对手，各自都拥有重要的支持基础。比利亚和他的北区部队在墨西哥北部保持着强大的势力，而奥布雷贡则一再证明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能力。另一方面，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对卡兰萨构成了不同的威胁。萨帕塔是莫雷洛斯州萨帕塔运动的领导人，他是 "土地与自由"（Tierra y Libertad）的狂热倡导者，呼吁进行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萨帕塔的理念植根于与卡兰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他对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的要求与卡兰萨不愿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此类措施的态度直接对立。这些人物的对立造成了一种复杂的、经常是暴力的态势。卡兰萨必须驾驭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效忠对象经常发生变化，忠诚度往往受到个人或地区利益的制约。

尽管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对墨西哥革命做出了贡献，尤其是作为 1917 年宪法的制定者，但他在任期内也面临着一系列争议。他明显希望延长自己的执政时间，这是主要的症结之一。卡兰萨试图通过影响总统继任来为自己谋利，这被视为试图规避他曾协助颁布的宪法的民主精神。尤其是他试图安插傀儡候选人伊格纳西奥-博尼利亚斯（Ignacio Bonillas）的做法遭到了当时许多政治和军事人士的反对。阿尔瓦罗-奥布雷贡（Álvaro Obregón）是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也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是此时最早公开反对卡兰萨的人之一。1920 年 4 月通过的《阿瓜普列塔计划》是对卡兰萨的直接打击。该计划得到了普卢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和阿道夫-德拉韦尔塔等其他重要人物的支持，呼吁推翻卡兰萨，并以他的违宪行为为由为这一需要辩护。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和由此导致的军事失败，卡兰萨试图逃离首都，并带走了部分国库，希望在该国南部建立新的战线。然而，他的逃亡是短暂的。1920 年 5 月，卡兰萨被自己的部队出卖，在普埃布拉州遇刺身亡。卡兰萨的悲惨结局是墨西哥革命后动荡时代的缩影。虽然他在 1917 年《墨西哥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他后来的行为和维持权力的欲望掩盖了他的遗产，并最终导致了他的垮台。

卡兰萨去世后，阿尔瓦罗-奥格雷贡（Álvaro Obregón）有效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奥格雷贡富有魅力，政治手腕高超，能够稳健地驾驭革命后的动荡时期。他的上台标志着墨西哥在经历了十年冲突之后进入了一个更加稳定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卡兰萨去世后，他并没有立即掌权。相反，1920 年，阿道夫-德拉韦尔塔（Adolfo de la Huerta）在奥布雷贡当选前担任了几个月的临时总统。奥布莱贡就任总统后，进行了大量改革，以稳定国家局势并巩固中央权力。他努力执行 1917 年宪法的规定，特别是在教育、土地改革和劳工权利方面。然而，他也使用独裁手段镇压反对派，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奥格雷贡与天主教会的关系也颇具争议。他的政府采取了严厉的反教会措施，导致 1926 年至 1929 年间发生了被称为 "天主徒战争 "的冲突。1924 年，在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奥布雷贡尊重宪法，没有立即寻求连任，而是将总统职位留给了普卢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然而，1928 年他再次赢得总统选举，重新掌权。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很短。他还没来得及就职，就遭到暗杀，标志着墨西哥革命后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的终结。

墨西哥革命始于 1910 年，持续了十年，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内战和革命之一。它深刻地改变了墨西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这场内战的暴力既零星又广泛。各派之间的战斗通常发生在农村地区，但城镇也未能幸免。战争中还发生了许多背叛、结盟和暗杀革命领袖的事件。人口大规模流动。成千上万的人逃离冲突地区，到国内较安全的地区甚至国外避难。这些人口流动导致一些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城市成为逃离暴力的人们的避难所。此外，许多墨西哥人越过边境前往美国避难，掀起了一股移民潮，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持久影响。在经济方面，混乱和破坏打断了商业和农业活动。农作物被遗弃或毁坏，矿井被关闭，贸易和运输必不可少的铁路往往在战斗中遭到破坏或损坏。然而，尽管遭受了破坏和惨重损失，革命还是为塑造现代墨西哥的重要改革铺平了道路。在经历了十年的冲突之后，墨西哥慢慢重建起来，并开始实施意义深远的改革，例如 1917 年《宪法》中规定的改革，其目的是解决导致革命爆发的许多社会和经济不公正问题。

阿尔瓦罗-奥格雷贡是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接掌国家政权的。十年的冲突使墨西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陷入了困境。尽管如此，奥格雷贡的总统任期仍标志着墨西哥革命的转折点。奥布莱贡以其管理和战略家的才能而闻名，他成功地在很大程度上平定了国家。他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建立一支稳定、忠诚的国家军队，以巩固中央权力，遏制地区起义。在经济方面，奥布雷贡努力恢复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他支持工业，努力吸引外国投资，同时注意保护国家资源。他的政策有利于经济复苏，尽管这种复苏并不均衡。在土地方面，虽然他采取了重新分配土地的措施，并开始实施 1917 年宪法中的一些改革，但进程缓慢，困难重重。大庄园（haciendas）不愿放弃自己的土地，而政府又往往缺乏资源来补偿这些庄园主。此外，争夺土地所有权和地方冲突也使土地改革复杂化。尽管奥格雷贡努力稳定国家局势，但他仍面临着重大挑战，包括来自某些保守派和宗教团体的反对。宗教问题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天主徒战争中凸显出来，这场战争是天主教徒反对政府反宗教政策的武装起义。

铁路是 20 世纪初墨西哥相对较新的一项创新，但在墨西哥革命期间却成为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要素。在铁路出现之前，墨西哥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多样，这意味着该国由多个地区组成，而这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孤立的。铁路弥合了这一差距，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协调革命力量变得更加容易。铁路还将生产中心与市场连接起来，从而加强了国家经济。对主要线路和车站的控制不仅对部队调动具有战略意义，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优势。革命期间的许多战役都以夺取这些战略节点为中心。除了运送部队，铁路网还使平民得以迁移，他们或是逃离战区，或是到其他地方寻找更好的机会。铁路提供的通信速度也是无与伦比的。信息可以更快地从一个地区传递到另一个地区，成为协调行动和战略的关键。此外，铁路网络的扩展是进步和现代化的具体象征，也是这一革命时期的核心主题。然而，这些铁路往往受外国利益集团（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控制，这也引发了有关主权和国家控制的重要问题。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等人了解并利用铁路的战略重要性来推动他们的事业并扩大影响力。

在重大事件的历史记载中，妇女往往被忽视，但她们在墨西哥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的参与不仅限于支持男性，而是积极投身于这场战争的所有战线。她们被称为 "Soldaderas"，是与革命军并肩作战的妇女。这些勇敢的妇女参加战斗，骑着马，挥舞着武器，迎接战场上的挑战。她们的贡献不仅限于作为战士；她们还具有战略眼光，充当间谍，从一个派别向另一个派别传递信息或收集情报。在前线后方，妇女们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她们照看营地，为部队做饭，护理伤员，为战斗人员提供精神支持。这些角色虽然不太光彩，但对革命军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食物、医疗和支持，军队将很难保持前进的势头。在直接战场之外的村镇，妇女继续以各种方式支持战争。在没有男人的情况下，许多妇女承担起管理家庭事务的责任，确保亲人的生存和温饱。她们还参加集会、示威游行和其他形式的有组织抵抗活动，展示她们为更美好的未来而战的决心。这些努力超越了革命本身。战后，许多妇女在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直接经历的激励下，继续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因此，墨西哥革命是墨西哥妇女解放和获得承认的关键时期，凸显了她们的力量、决心和对国家结构的重要意义。

尽管墨西哥革命是墨西哥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并在政治、社会权利和国家认同方面带来了重大变化，但它也给墨西哥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冲突的规模，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激烈程度，都对墨西哥社会的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人的代价是这场革命最悲惨的一面。估计数字各不相同，但人们普遍承认，在此期间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丧生。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个家庭陷入悲痛，梦想破灭，愿望无法实现。暴力不仅限于战斗；许多平民陷入交火之中，成为报复、暴行或仅仅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的受害者。战争还造成大量人口流离失所。整座村庄被遗弃，要么是因为战斗造成的直接破坏，要么是因为居民逃离暴力。这些流离失所现象造成了国内难民潮，他们到城镇或其他地区寻求安全和生计。这些流离失所的后果已影响了几代人，家庭破裂、传统失传、社区解体。在经济上，墨西哥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该国的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和建筑，遭受了广泛破坏。作为经济支柱的许多企业和农场被摧毁或不得不停止交易。重建是一个缓慢而昂贵的过程，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恢复到以前的繁荣水平。在社会方面，战争加剧了现有的紧张局势，并制造了新的紧张局势。不同派别之间的不信任、集体创伤和对当局的不信任成为墨西哥社会多年来的特点。

1920 - 1934: 索诺拉岁月

索诺拉项目

1920 年至 1934 年的 "索诺拉岁月 "是墨西哥革命后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决定性的阶段之一。这一时期因索诺拉州而得名，当时墨西哥的许多主要政治人物都来自该州。1920 年韦努斯蒂亚诺-卡兰萨遇刺身亡后，索诺拉州出生的阿尔瓦罗-奥布莱贡成为墨西哥最主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在领导了一系列成功的军事战役后，他控制了墨西哥政府。奥布雷贡于 1920 年当选总统，任期至 1924 年。他在总统任期内的特点是巩固了中央权力，实施了部分宪法改革，并在经历了十年的革命暴力之后建立了表面上的和平。奥布雷贡任期结束后，同样来自索诺拉的普卢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当选总统，任期从 1924 年至 1928 年。卡列斯继续加强国家力量，推行改革，特别是在教育和与天主教会的关系方面，这导致了被称为 "天主徒战争 "的宗教冲突。虽然卡列斯的总统任期于 1928 年正式结束，但在后来被称为 "maximato "的时期，他仍然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人物，作为王位背后的掌权者，他继续对历任总统施加重大影响，直到 1934 年。索诺拉年 "时期的特点是现代化、中央集权和实施墨西哥革命改革的结合。然而，政治紧张局势、宗教冲突和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也是这一时期的特点。这一时期结束时，恰逢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于 1934 年就任总统，并在新阶段推行了更为激进的农业、国家和社会改革。

在 "索诺拉年代"，墨西哥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领导人大多来自索诺拉州，他们对全球背景下的墨西哥有着清晰的愿景。他们试图将一个以农业为主、经济以大型庄园为主、基础设施欠发达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能够与美国等强国竞争的工业化现代国家。这一愿景的支柱之一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索诺拉领导人认识到，国家要发展，就必须改善公路、铁路、港口和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对于促进贸易、鼓励流动和团结一个地区差距巨大的国家至关重要。外国投资也被视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关键。索诺拉领导人认识到对资本、技术和专门技能的需求，因此采取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优惠政策。这包括采矿、石油和农业特许权，以及为制造业等关键领域的投资提供便利。促进工业化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项重要政策。当时的想法是在当地加工原材料，而不是简单地出口原材料，从而创造附加值、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政府鼓励创建从纺织到炼钢等各种本地工业，并制定政策保护这些新兴工业免受外国竞争。虽然这些努力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和国家现代化的进步，但也并非没有挑战。对外国投资的日益依赖引发了对国家主权和开发利用的担忧。此外，虽然国家的一些地区和部门从这些政策中受益，但其他地区和部门却被抛在后面，加剧了地区和社会不平等。尽管存在这些挑战，"索诺拉年代 "为现代墨西哥奠定了基础，并在该国 20 世纪的发展轨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索诺拉年代虽然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方面富有成效，但在政治治理方面也有其阴暗面。索诺拉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霸权，往往以牺牲公民和政治自由为代价。政治压迫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为了保持稳定并确保其政策的不间断实施，这些领导人对任何反对派都采取了不容忍的态度。例如，工会经常成为打击目标。在工业迅速变革的时代，这些组织对于捍卫工人权利至关重要，但它们也被视为对统治权力的潜在威胁。罢工常常遭到残酷镇压，工会领导人遭到骚扰、逮捕甚至谋杀。持不同政见者，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其他意识形态派别，也都遭到镇压。新闻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持批评意见的记者经常受到恐吓或审查。那些敢于公开挑战政权的人经常被监禁，有时还被迫流亡国外以躲避迫害。许多本可以为公共辩论做出积极贡献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和活动家被迫离开墨西哥，使墨西哥失去了本可以在国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批评声音。必须认识到，虽然这一时期为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建立了一种专制主义，对墨西哥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持久的影响。民主化和保障人权方面的挑战部分源于这个由少数精英巩固权力的时代。

索诺拉领导人推行的现代化部分反映了波菲里亚托（Porfiriato）的趋势，但也融入了植根于墨西哥革命的愿望和教训的独特细微差别和方向。在农业领域，波菲里亚托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大地主和外国投资者，而索诺拉人在承认农业在经济中的核心作用的同时，也采纳了革命提出的土地改革要求。他们对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并加强了 ejidos（由当地农民团体共同耕种的土地）制度。灌溉也是两个政权的优先事项。修建水坝和灌溉系统的必要性已得到充分认识，但索诺拉人尤其将水视为促进传统干旱地区（如他们自己的索诺拉州）农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在此期间，交通也发生了变化。波菲里亚托人把重点放在了铁路上，主要是为了促进与美国的贸易，而索诺拉人在追求铁路扩张的同时，重新关注公路和桥梁建设，力求更好地连接国家的偏远和内陆地区。最后，银行业在索诺拉人的领导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计划加强国家金融体系，保护其免受外国过度影响，并优先考虑墨西哥银行机构。这与波菲里亚托时期的银行业明显不同，在波菲里亚托时期，外国金融利益主导着银行业的发展。

索诺拉领导人的政策代表了一种植根于当时墨西哥经济现实的实用主义。墨西哥拥有广袤的耕地和悠久的农业传统，本质上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因此，从索诺拉领导人的角度来看，利用这一固有优势是合情合理的。他们的做法与以前的政权明显不同，以前的政权往往倾向于采掘业和制造业，这主要是为了满足外国投资者的需求。索诺利亚人在承认这些行业重要性的同时，将农业置于其发展愿景的中心。强调建设灌溉系统和道路有双重目的：增加农业生产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以及方便将农产品运往外部市场。向农民提供银行贷款也是一项重要创新。在融资渠道往往有限的情况下，这些贷款旨在使农民能够投资于新技术和新方法，从而提高生产率。然而，索诺利亚人也寻求刺激工业化，尤其是农业部门的工业化，这表明他们并不只关注传统农业。通过鼓励棉花和蔗糖等农产品的工业化，他们希望增加国家原材料的价值，从而创造额外收入和就业机会。这种双重性--既支持农业部门，又支持工业化--反映了索诺拉人发展愿景的复杂性。他们试图在国家的当前需求与长期增长机会之间取得平衡。

索诺拉的经济发展方式标志着与以往时期，特别是波菲里奥时代的重大决裂，在波菲里奥时代，墨西哥严重依赖外国投资，特别是在采矿和铁路等部门。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执政时期，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政策允许大量资本流入，但也导致了对这些资本的过度依赖，有时甚至导致对国家资源失去控制。索诺拉人看到了这种依赖的后果，或许也受到了革命后经济民族主义抬头的影响，他们试图重新控制经济。通过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他们试图确保所产生的大部分利润留在墨西哥，从而直接促进经济的改善和墨西哥人的繁荣。这种做法不仅旨在加强墨西哥的工业基础，还旨在确保战略资源和产业不被外国利益集团所控制。强调自给自足也是为了应对全球市场的波动。通过建立更加独立的经济，领导人希望保护墨西哥免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并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挑战性。虽然自给自足的目标是崇高的，但要完全消除对外国市场和资本的依赖是困难的，尤其是在一个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然而，经济自主的愿望是索诺拉领导人发展议程中的关键因素。

20 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动荡不安，墨西哥也未能幸免。1921 年和 1929 年的危机对墨西哥的打击尤为严重，这既反映了墨西哥国内的脆弱性，也反映了墨西哥与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始于 1929 年的大萧条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贸易、投资和劳动力需求急剧下降。对墨西哥来说，这意味着许多北上美国寻找更好机会的墨西哥工人回流。这些工人的回流给本已举步维艰的经济带来了更大压力，增加了对就业和资源的需求，以支持不断增长的人口。不过，在该国北部，索诺拉政权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由于特别注重农业发展，该地区的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灌溉系统、道路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刺激了经济增长，使该地区得以减轻危机带来的一些最严重后果。然而，该国中部地区就没那么幸运了。该地区历来是墨西哥的农业和经济中心，但却面临严重困难。基础设施欠发达，粮食生产能力跟不上日益增长的需求。人口不断增长（部分原因是移民回国）与粮食生产停滞不前相结合，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紧张局势。这些挑战凸显了制定计划周密的多元化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性。索诺拉领导人成功地在一些地区实施了重大改革，但地区不平等和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仍然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一时期提出了如何最好地确保整个国家长期繁荣和稳定的根本问题。

1920 年至 1940 年间，墨西哥的人口爆炸令人印象深刻。短短二十年间，人口从 2000 万翻了一番，达到 4000 万。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墨西哥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农业部门产生了直接冲击。尽管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索诺拉统治者的领导下，墨西哥努力实现现代化，但这些变化并非总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墨西哥的农业部门尽管在经济中占据首要地位，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历史上，农业所有权分配不均，大庄园控制着大片土地，而许多农民没有土地或拥有小块土地。此外，灌溉系统等现代基础设施的缺乏和现代农业技术的缺乏也阻碍了该国提高粮食产量的能力。面对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这些制约因素加剧了粮食赤字，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这种不平衡造成了直接后果，包括对粮食进口的依赖增加、粮食价格波动以及许多墨西哥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加剧。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粮食的挑战凸显了进行意义深远的土地改革和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性。墨西哥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做出了努力，但实现粮食安全和自给自足的道路漫长而复杂，需要进行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调整。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墨西哥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决定了墨西哥的社会经济发展。墨西哥工人从美国的大规模回流（往往是被迫的）进一步增加了国民经济的压力。这些工人以前曾以汇款的形式为墨西哥的家人提供收入来源，他们突然回国，造成劳动力供过于求。这加剧了本已很高的失业率，并加剧了贫困问题。这种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与持续的人口增长同时出现，使得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和就业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其他结构性挑战，如土地不平等、基础设施不足和农业部门的技术限制，加剧了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工作和资源的挑战。政治因素在这一时代的动态发展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索诺拉政府在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同时，采取了独裁的方式，经常镇压反对派，限制言论自由。这种镇压在许多民众中造成了不信任和不满的气氛。因此，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墨西哥出现了一系列悖论。随着墨西哥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发展，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成倍增加，为许多墨西哥人创造了一个复杂且时常紧张的环境。这些挑战为此后几十年的改革和变革奠定了基础。

与波菲里奥-迪亚斯不同，索诺兰领导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管理墨西哥的工人阶级。索诺拉人没有像迪亚斯在其长期统治期间那样主要依靠镇压来维持秩序，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法，试图将工人阶级融入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他们的基本想法很简单，但却很有战略意义：通过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他们可以确保工人的忠诚，或者至少确保他们的被动。他们希望通过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改善工作条件，或许还能提供社会福利，来抵消任何可能因不平等和不公正而产生的革命情绪。这种策略旨在减少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工人阶级发生社会动荡和政治动乱的可能性。这种做法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高瞻远瞩。索诺利亚人不是简单地镇压一个不满的群体，而是试图解决造成不满的一些根本原因。不过，这一策略显然也有其实用性：它旨在确保稳定，加强政府对一个关键人口群体的控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一策略与迪亚斯的策略不同，但也并非没有缺陷和批评。一方面，它代表了改善工人命运的一种尝试，另一方面，它也是维持秩序和巩固统治精英手中权力的一种手段。

这一时期墨西哥的土地改革雄心勃勃，试图纠正数百年来的土地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精英手中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土地改革的理论目的是将这些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从而满足墨西哥革命的核心诉求之一。然而，在实践中，土地改革的实施情况并不均衡。虽然大量农民从土地重新分配中受益，但大多数人仍然没有土地。据估计，约占农村人口 40% 的农民中，只有 10% 的人真正从这些变革中受益。这些数字揭示了改革的局限性，特别是考虑到最初的预期。这些局限性在墨西哥中部尤为明显，那里是萨帕塔运动的大本营。萨帕塔运动由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领导，其主要口号是 "土地与自由"（Tierra y Libertad）。该运动呼吁向无地农民彻底分配土地。然而，尽管萨帕塔主义在这一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但该国中部的许多农民并没有从土地改革中受益。

墨西哥在革命后启动的土地改革，本应是解决根深蒂固的土地不平等问题的良方。在这种制度下，全国大部分肥沃的土地被极少数人占有，大多数农民生活贫困，没有土地。然而，实施这项改革的现实情况却与这些理想相去甚远。官僚主义是首当其冲的绊脚石之一。农民往往要面对繁琐的程序，而不是快速高效地分配土地，从而延误了承诺土地的发放。腐败也起了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官员和中间人挪用土地或将土地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不是将土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另一个主要障碍是来自大地主的反对，他们自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他们拥有大量资源和政治影响力，往往能成功地破坏或规避重新分配的尝试。资源方面的限制，无论是补偿土地所有者的资金还是管理这一进程的专业知识，也影响了改革的范围和效果。此外，领导层的频繁更迭和政治优先事项的不断变化也导致当局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往往将土地改革置于次要位置。墨西哥土地保有制度固有的复杂性，包括祖传权利、相互竞争的权利主张和往往定义不清的地契，又增加了一层挑战。这使得土地的公平分配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尽管墨西哥的初衷是好的，也认识到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但土地改革的实施却成为墨西哥革命后转型挑战的典型例子。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和进步，但对许多人来说，土地改革仍然是墨西哥革命错失良机和希望落空的反映。

索诺拉政权时期实行的土地改革是对墨西哥长期存在的严重土地不平等现象的切实回应。这些不平等是社会和经济紧张局势的核心，引发了数十年的不满，最终导致了墨西哥革命。因此，纠正这些不平衡的愿望对于确保新政权的稳定和合法性至关重要。索诺拉计划旨在通过将土地从大庄园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来改变墨西哥的农业格局。当时的想法是，这种重新分配不仅能纠正历史上的不公正，还能促进该国农业部门的发展，鼓励增产，从而提高粮食自给率。引进灌溉系统、修建公路以方便农产品运输、向农民发放贷款等举措都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人们希望，结合土地的重新分配，这些基础设施将使墨西哥农民能够更高效地耕作，更有效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然而，尽管该计划规模宏大、雄心勃勃，却面临着无数挑战。如前所述，官僚主义、腐败和大地主的反对等问题阻碍了改革的全面实施。然而，低估改革的影响是错误的。成千上万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并因此获得了经济和社会地位提升的机会。

在墨西哥的这一变革时期，工人阶级发现自己正处于历史性的十字路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的兴起以及中央政府权力的巩固，工人及其权利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政府认识到，为了保持稳定和避免革命，必须以某种方式管理和引导工人阶级的要求。其中一个策略就是收编主要工会，将其置于工业部的直接控制之下。通过这一手段，政府能够直接影响工会的政策和行动，确保其不违背政权的利益。然而，增选只是战略的一部分。与政府政策不一致的工会或捍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会都会遭到系统性的镇压。镇压的形式多种多样：逮捕、流放，有时甚至是暗杀。镇压的目的不仅在于消除直接反对派，还在于向工人阶级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不同政见的界限。限制罢工权是控制工人阶级的另一种机制。通过限制工人的罢工能力，政府有效地削弱了工人谈判和要求自身权利的最有力工具之一。总体而言，尽管政府努力通过增选将工人阶级纳入政治进程，但很明显，政府的总体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专制的。信息很简单：工人阶级可以参与，但只能在政权规定的范围内。

政府在寻求控制工会运动的同时，也意识到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潜在力量。在历史上，团结和有组织的工人往往是革命运动的先锋，政府必须避免在墨西哥出现这种情况。通过收编工会领袖，政府希望削弱工人的集体意志，并以不威胁既定秩序的方式引导他们的要求。事实上，通过让工会领导人与政府的目标保持一致，从下层发起激进或革命运动的可能性被降到了最低。被增选的领导人往往享有特权和来自政权的好处，他们没有什么动力去挑战权威或鼓励会员提出异议。然而，增选只是战略的一部分。直接镇压工人运动中最激进的分子同样至关重要。通过消灭或监禁最激进的领导人，政府可以阻止异议和激进主义。限制组织和抗议的权利还能确保工人感到无能为力，减少反抗当局的倾向。这种做法虽然能在短期内有效维持秩序和稳定，但却带来了长期后果。它在工人阶级中造成了一种疏离感，因为他们的真正利益往往得不到代表。此外，政府依靠镇压而非与工人公开对话，可能会削弱其在许多公民心目中的合法性。总之，虽然政府成功地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了工人运动，但却为未来的不信任和异议埋下了种子。

政府的战略具有双重目的，既要刺激经济增长，又要牢牢掌握权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试图将改革和镇压结合起来。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不仅对改善公民生活至关重要，而且对加强墨西哥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至关重要。随着基础设施、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许多墨西哥人开始看到更美好未来的希望。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对工作、服务和机会的需求，这种进步显得更加必要。然而，在推行这些现代化举措的同时，政府也意识到可能会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他们在历史上一直是社会和革命运动的核心。因此，对这一群体的镇压，加上对其领导人的拉拢，都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社会动荡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对组织和抗议权利的限制助长了不信任、恐惧和压迫的气氛。面对一个似乎不仅对他们的关切漠不关心，而且还愿意采取严厉措施扼杀不同意见的国家，许多人感到无能为力。尽管经济增长和现代化项目为部分人口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也加剧了不平等。许多墨西哥人在受益于基础设施的改善、获得新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也意识到他们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并继续遭受着不公正待遇。

国民革命党（NRP）是在经历了革命后的动荡和冲突之后，作为巩固政权的机制而成立的。在创建该党时，墨西哥的统治精英们试图建立持久的政治稳定，结束前一时期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通过将不同的革命派别聚集在一面旗帜下，国家抵抗阵线得以展现出民族团结的形象，同时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该党成功地涵盖了从军队到工会和农业阶级的广泛利益。这种内部多样性与强大的组织结构相结合，造就了新人民党的韧性。恩庇制度是以恩惠、职位和资源来换取忠诚的制度，这对维持该党对国家的控制至关重要。这确保了地区和地方干部的忠诚，并加强了该党在各级政府中的存在。同样重要的是，该党有能力消除政治竞争。国家革命党（以及后来的革命党）有计划地排挤、收编或镇压威胁其霸权的独立团体和个人。在某些情况下，这是通过提供职位或好处来实现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通过更加独裁的策略来实现的。一系列选举改革也助长了一党独大的局面，这些改革往往是为了有利于执政党。虽然定期举行选举，但这些选举经常因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而受到批评。直到 20 世纪末，墨西哥的政治体制才开始开放，允许更多的竞争和多元化。然而，国家革命党和后来的人民革命党给墨西哥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动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对于一个经历了十年革命动荡的国家来说，成立国家革命党不仅是一种巧妙的政治手段，更是一种务实的需要。当时的墨西哥四分五裂，派别林立，军事领导人各怀鬼胎。国家复兴党试图将这些不同的团体团结在一面共同的旗帜下，确保多年冲突后的相对稳定。索诺里扎多人、萨帕塔人和其他派别的加入无疑使国家复兴党的性质变得复杂，但这也是它的优势所在。这些联盟虽然并不完美，而且经常关系紧张，但却使该党能够吸引广泛的支持。例如，索诺里扎多人（Sonorizadores）将他们的现代主义理念和影响力带到了北部地区，而萨帕塔人（Zapatistas）则代表了南部农民的土地要求和需要。民族革命党的维权策略是多方面的。拉拢是其主要方法之一：通过将领导人和潜在的持不同政见团体纳入党组织，或为其提供重要的政府职位，国家抵抗阵线能够减轻他们所代表的威胁。这也起到了淡化激进议程的作用，因为一旦融入体制，许多人就会被权力和日常管理所吸纳。与此同时，在认为必要时，国家抵抗力量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镇压。反对党，尤其是左翼反对党，经常成为恐吓、逮捕或其他形式骚扰的受害者。这种拉拢与镇压并存的做法使得国家抵抗阵线（以及后来的人民革命党）几十年来一直是墨西哥政坛的主导力量。

国家抵抗阵线以及后来的人民革命党对墨西哥政治的长期统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种政治稳定性使经济和社会政策得以长期稳定地实施，而不会像在更不稳定或更分散的政权中那样频繁中断或政策逆转。这种连续性极大地促进了墨西哥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增长、教育和某些社会政策的实施。然而，这种稳定性也有其弊端。由于政治权力集中在国家抵抗阵线/人民抵抗阵线内部，往往导致缺乏真正的制衡。在许多情况下，这为腐败、任人唯亲和滥用权力创造了环境，使其得以泛滥，而不必担心受到重大影响。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来追究执政党的责任，新闻媒体往往被封杀或与执政党结盟，制度变得不透明。权力的集中也往往意味着政策和决策是根据党的需要和利益而不是整个国家的需要和利益制定的。那些不被认为对党的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或群体可能会被忽视或边缘化。同样重要的是，作为这种统治的一部分，墨西哥许多民众的真实意愿和愿望被压制或忽视。人民的声音往往次于政党的目标。

墨西哥革命期间的军队重组代表着墨西哥军事和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农村卫队是一支准军事部队，旨在维持农村秩序。这些卫队经常被用来保护大地主的利益，镇压农民运动和叛乱，并充当城乡之间的缓冲区。虽然他们的作用很有效，但也因滥用职权和残暴而臭名昭著。在墨西哥革命中，弗朗西斯科-比利亚（Francisco Villa）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等革命人物领导的几支不同的军队崛起，与迪亚斯的联邦军队作战，后来又相互作战。这些武装力量各自为政，意识形态和纲领也各不相同，使得革命时期的军事格局变得错综复杂。大革命后，显然需要一支统一、集中和专业的军队来保障国家的稳定。因此，新的国家军队成立了，有别于革命党人的个人军队。这支新部队旨在保持中立、非政治化，并忠于国家，而不是任何特定的领导人。军队的重组和中央化有几个好处。首先，它加强了政府的中央权力，使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行使更加统一的权力。其次，它减少了地方首领或军事首领在各自地区行使不当影响或权力的可能性。第三，它使装备、训练和战术实现了现代化和标准化。然而，这种军事集权也有其弊端。它将巨大的权力集中在统治精英手中，有时被用来镇压反对派或进一步巩固权力。此外，尽管军队被认为是一个非政治实体，但在 20 世纪，它曾多次成为政治行为体，在国家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墨西哥新国家军队的建立实际上是对墨西哥革命混乱环境的战略回应。由于各种派别和党卫军控制着国家的不同地区，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恢复和维持秩序的中央集权实体。这支军队是中央政府在全国树立权威的重要工具。军队现代化也是 20 世纪的必然要求。现代战争需要一支技术更先进的军队，配备更现代化的武器、车辆和装备。军事训练也进行了全面改革，重点放在更现代的战术以及更好地为国内和国际冲突做准备。因此，新的国家军队与农村卫队不同，农村卫队更像是一支准军事部队，经常被认为是粗暴和不规范的，而新的国家军队则旨在成为一支现代化、纪律严明和专业化的部队。除了巩固内部，抵御外部威胁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墨西哥的历史充满了外国干涉，如法国入侵和美国干涉。一支强大、统一的国家军队被视为阻止未来干预或外国干涉的必要条件。从农村卫队到国家军队的转变也象征着墨西哥从一个四分五裂且往往是封建的国家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试图在其整个领土上维护其主权和权威。

作为一个中央集权机构，新的国家军队的作用要比单纯的保卫和维持秩序广泛得多。它成为实施国家改革和项目的主要工具。在基础设施领域，军队被派去修建道路、桥梁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这些项目不仅是发展举措，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提高部队的机动性，更快地应对潜在的动乱。教育和公共卫生是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关键领域。军队通过参与疫苗接种运动或提供技术和职业培训等方式支持这些努力。军队还被用来保障偏远或动乱地区的教育机会，确保学校安全并参与公民教育计划。土地改革是墨西哥革命的主要承诺之一，需要有效的领土控制和严格的管理。军队被用来划定土地、建立集体农业区，并在某些情况下保护农业社区免遭前地主的报复。军队还确保按照政府的指导方针公平分配土地。然而，在这些民事职能中使用军队会产生复杂的影响。虽然军队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存在和主导作用也可能造成紧张局势，尤其是在民众对政府干预持怀疑或抵制态度的地区。在索诺兰政府时期，墨西哥国家得到了加强和扩张，军队往往充当了这一日益增长的权力之手。

联邦农村警察的成立是为了应对墨西哥广阔的国土以及实施土地改革的复杂性所带来的挑战。墨西哥地形复杂多变，有些地区甚至与世隔绝，军队快速有效干预的能力有限。因此，联邦农村警察专门针对农村地区，补充了军队的力量。联邦农村警察的任务不仅仅是简单的执法。在革命后的背景下，政府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可能因土地分配问题引发冲突或紧张局势的地区，建立稳定而明显的存在。因此，警察不仅是维持秩序的工具，也是国家权威和连续性的象征。他们在土地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保护改革受益人、监督土地重新分配以及在土地纠纷期间提供安全保障，联邦农村警察帮助确保了改革的顺利和公平进行。然而，与其他机构一样，联邦农村警察也面临着挑战。腐败、滥用权力和过度行为的指控时有出现。在某些情况下，农村警察与当地社区之间关系紧张，特别是当这些社区的利益被认为与中央政府的指令相冲突时。

墨西哥民族主义的构建

墨西哥革命后时期的特点是追求国家认同，力图颂扬和融合该国的土著根源。这种做法与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政权所主张的欧洲化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是壁画运动。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和大卫-阿尔法罗-西凯洛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等艺术家在公共建筑上绘制巨幅壁画，捕捉墨西哥的历史，着重强调其土著起源和社会冲突。与此同时，土著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和政治潮流兴起，重视和促进土著文化，将其视为民族的基础。在保护和促进土著社区的传统和语言的同时，采取了将土著社区融入国家生活的举措。在 20 世纪 20 年代教育部长若泽-瓦斯康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等人的领导下，教育成为促进这种新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强调土著元素与欧洲元素的融合。与此同时，1928 年开始举办的 "种族节"（Festival of the Race）则是为了庆祝国家的混血身份，即土著文化与欧洲文化（尤其是西班牙文化）的融合。革命后的政府还试图重新诠释国家历史。征服被视为一场悲剧，凸显了土著人对西班牙压迫的反抗，阿兹特克最后一任皇帝考特莫克（Cuauhtémoc）等人物被推崇为民族英雄。然而，尽管墨西哥在重视和融合土著遗产方面做出了这些努力，许多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无论是在教育、医疗保健还是经济机会方面，土著居民都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仍在继续。尽管国家在其演讲和艺术作品中美化了印第安人的形象，但对许多人来说，日常现实与这一理想相去甚远。然而，这一时期重新定义了墨西哥对自身的认识，选择了一种既承认其丰富的混合遗产，又拥抱其土著根源的身份。

后波菲里革命时期的墨西哥政府开始了身份重生的重要探索。这个新政权没有像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那样将欧洲视为现代性和文化的典范，而是将墨西哥的混血和土著根源视为国家力量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源泉。艺术和文化成为这种身份重新定义的关键载体。由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和大卫-阿尔法罗-西凯洛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等艺术家绘制的壁画描绘了历史、神话和日常生活场景，土著人物和主题占据了重要位置。前哥伦布时期的图案不仅出现在艺术作品中，还出现在公共建筑和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中，将现代风格与祖先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对本土遗产的宣传不仅限于艺术和建筑。政府还推出了促进土著语言的举措，认为保护和振兴土著语言对国家文化遗产至关重要。学校纳入了这些语言的教学内容，还制作了广播节目，向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居民进行宣传。传统节日和庆祝活动也得到了振兴和推广。例如，"种族节 "庆祝墨西哥土著和西班牙遗产的文化融合，强化了单一、统一的混血民族的理念。这些努力的目的不仅在于创造一种民族团结和归属感，还在于承认和确认土著文化对墨西哥身份和历史的贡献。通过珍视这些遗产，革命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更能代表其深厚根基的墨西哥。

在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墨西哥的历史叙事经历了深刻的重新评估。以往倾向于强调欧洲影响和优越性的叙述方式受到了挑战，取而代之的是重视该国丰富的殖民前遗产的历史。这种方法的目的是通过与西班牙以前的历史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来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恢复土著和混血人口在国家历史中应有的核心地位。以前被掩盖或淡化的历史人物，如阿兹特克末代皇帝考特莫克（Cuauhtémoc）或革命领袖、土地权利捍卫者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作为抵抗、自豪和正直的象征被载入官方史册。前哥伦布文明，如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和萨波特克人，不仅因其艺术和建筑成就，还因其社会、政治和科学贡献而得到体现。学校课程经过重新设计，纳入了这一新的视角。对教科书进行了修订，以突出土著人和混血人对国家形成的贡献。现在，学生们被教育将墨西哥视为一个其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源于土著世界和殖民世界融合的国家，而不仅仅是殖民化的产物。通过强调修订国家历史，政府试图加强民族归属感，建立更具包容性的身份认同，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历史上对土著和混血人口犯下的错误，恢复他们应有的尊严和认可。

墨西哥国家认同的重新定位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化领域。它影响了政府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态度，其显著愿望是维护和加强国家主权。自给自足成为这一时期的口号，表明墨西哥要想发展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而不是外国的干预或影响。1938 年，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担任总统期间实行的石油工业国有化就是这一方针的一部分。通过重新控制石油资源，政府希望确保这一重要资源的利润直接归墨西哥人民所有，而不是外国利益集团。这一措施在当时是大胆的，是政府承诺保护墨西哥经济主权的一个强烈信号。同样，墨西哥革命后开始的土地改革也成为革命政府最具代表性的举措之一。它旨在纠正殖民时代和波尔菲里时期遗留下来的土地不平等现象，当时大片土地被少数大地主所占有，往往损害了土著社区的利益。通过重新分配土地，政府不仅希望还这些社区一个公道，还希望鼓励以国家需求为重点的农业发展。这些措施绝非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反映了墨西哥更广泛的愿景：一个建立在社会公正基础上的强大、独立的国家，根植于深刻的民族认同，珍视其混血和土著遗产。

这一身份转变的核心，是在墨西哥革命的动荡和分裂之后，加强国家结构、为国家奠定坚实基础的迫切愿望。重视国家的土著和混血根源不仅是承认墨西哥丰富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手段，也是建立所有墨西哥人都能认同的共同基础的一种战略。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新的国家认同感使政府的政策（包括关键产业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合法化，从而获得民众更广泛、更深入的支持。这种方式表明，这些举措并非简单武断的政治决定，而是源于对墨西哥的含义和国家发展方向的更广泛认识。更重要的是，这种民族主义立场也是抵御外来影响的堡垒。在许多拉美国家面临帝国主义和大国干预的时候，墨西哥对自治和独立的强调在国际上发出了强烈的信息。这标志着墨西哥决心做出自己的决定，开辟自己的道路，不从属于或依赖于外国议程。这种主权和独立的主张不仅加强了墨西哥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还在其公民中灌输了自豪感和归属感。

迭戈-里维拉的壁画

墨西哥建国的这一时期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人们希望不受外界影响地定义自己，并颂扬国家的独特身份。艺术运动，尤其是壁画运动，体现了这一努力。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和大卫-阿尔法罗-西凯洛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等艺术家利用公共建筑的墙壁作为画布，描绘墨西哥丰富的历史，突出原住民的成就，并歌颂民族英雄。这些壁画不仅是艺术作品，也是政治和教育工具。通过向公众开放，它们有助于教育民众，包括那些文盲或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的人。它们讲述了墨西哥的故事、墨西哥争取独立和正义的斗争以及墨西哥对未来的希望。国立人类学和历史学院的创建也是宣传和了解墨西哥文化努力的一部分。对墨西哥丰富的前哥伦布时期历史和生活传统的学术研究，有助于在承认墨西哥过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国家认同。教育是这一建国时期的另一个核心支柱。通过建立国民教育体系，政府努力向年轻一代灌输革命民族主义的理想。这种教育不仅局限于简单的技能学习，还旨在培养有见识、有担当、为自己的墨西哥身份感到自豪的公民。

墨西哥革命后，政府齐心协力恢复和颂扬墨西哥的土著身份，这种身份在波菲里亚托的漫长时期黯然失色。在此期间，波菲里奥-迪亚斯采纳了欧洲主义的进步和现代化理念，这往往损害了土著文化和墨西哥价值观。波菲里奥-迪亚斯下台后，墨西哥开始了深刻的反思，寻求重新发现和颂扬自己的根源。国立人类学和历史学院在这一探索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通过促进对土著文化、哥伦布之前的文化和当代文化的学术研究，该机构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些文化，还帮助提升了这些文化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土著文化不再被视为过去的遗物，而是被视为墨西哥特性中生机勃勃的一部分。政府对考古工作的支持也至关重要。特奥蒂瓦坎、帕伦克和奇琴伊察等古遗址的发掘和修复工作有助于揭示墨西哥前哥伦布文明的宏伟和复杂。这些发现不仅是墨西哥的骄傲，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使墨西哥成为考古和文化旅游的主要目的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努力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发现过去，还在于解决现在的问题。当代原住民文化往往被边缘化，面临严重的不平等。通过珍视他们的遗产并承认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政府也希望引起人们对他们在现代墨西哥的权利和福祉的关注。

何塞-瓦斯康塞洛斯是墨西哥革命后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 "宇宙人种 "愿景和对混血儿的颂扬是对墨西哥动荡历史及其文化身份复杂性的大胆回应。瓦斯康塞洛斯并没有将墨西哥不同的民族和种族起源视为分裂或冲突的根源，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丰富性，一种可以产生新文明的融合。他认为混血不仅是一种生理或遗传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打破了当时世界许多地方流行的优生主义和种族观念。作为教育部长，瓦斯康塞洛斯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他推动农村教育，资助全国各地的文化传教活动，并鼓励壁画艺术，这一艺术运动完美地描绘了混血和土著文化的主题。迭戈-里维拉、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和奥罗斯科等艺术家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瓦斯康塞洛斯认为，教育是推广他的进步思想和建设一个统一国家的主要手段，他为自己的多元根基感到自豪。对他来说，弘扬和理解墨西哥丰富文化遗产的教育对于建立一个包容和民主的社会至关重要。"La Raza Cósmica》不仅仅是一本书，它还表达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抱负，这个国家尽管面临挑战和分裂，但始终在多样性中找到力量。瓦斯康塞洛斯的愿景不仅影响了墨西哥的教育和文化政策，也影响了墨西哥人在全球化世界背景下看待自身的方式。他坚信，在未来，交叉融合是人类进化的关键，在世界经常被身份认同问题所分裂的时候，他提供了一个乐观和包容的视角。

虽然何塞-瓦斯康塞洛斯提出的 "La Raza Cósmica"（拉萨-科斯米卡）等概念具有创新性，象征着建立统一民族身份的尝试，但这些概念并非没有问题。这些理念是在后殖民背景下提出的，包括墨西哥在内的许多国家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外来统治后，都在努力确定自己的身份。由混血产生的优越的 "宇宙人种 "思想本质上意味着等级制度。瓦斯康塞洛斯本人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墨西哥人作为多个种族的产物，注定要成为人类新时代的领导者，并暗示某些种族混血比其他种族更 "先进 "或更 "进化"。这种观点往往导致土著文化和非裔墨西哥人文化被忽视，甚至被象征性地消灭。纯粹的原住民文化，其本身并没有得到弘扬，而往往主要是因为它们能够与这种新的混血身份相融合或为其做出贡献而受到重视。这种观点往往掩盖了土著和非裔墨西哥人社区正在进行的真正斗争，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都被边缘化了。此外，对混血儿的理想化有时会掩盖或淡化墨西哥种族主义和歧视的现实问题。这就造成了一种悖论，即墨西哥可以夸耀自己的混血身份，却忽视或淡化持续存在的种族和民族不平等。

迭戈-里维拉与他的第三任妻子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

1920 年至 1934 年的索诺拉时期是墨西哥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o Obregón）、普卢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和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等索诺拉运动中产生的总统的领导下，墨西哥开始了现代化的征程。这些领导人不仅寻求通过教育、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来实现墨西哥的现代化，还寻求促进更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与倾向于欧洲血统精英的波菲利亚时期不同，索诺拉政府重视墨西哥丰富的混合遗产，接受土著、欧洲和非洲文化的贡献。尽管在教育和土地改革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政府有时对实施更激进的改革犹豫不决，而是选择温和的方式，避免对社会和经济秩序造成重大破坏。事实上，在推行改革的同时，政府始终牢牢控制着政治权力。1929 年成立的民族革命党（PNR），后来成为革命制度党（PRI），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该党声称自己以民主原则为基础，但却经常依靠独裁手段来保住权力。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深受何塞-瓦斯康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等人的影响，他提倡 "宇宙种族 "的理念，并将混血儿（mestizaje）作为墨西哥民族身份的基础。尽管这些思想在形成具有凝聚力的民族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也并非没有受到批评，尤其是因为它们可能暗示了种族等级制度。总之，索诺拉时期为二十世纪的墨西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因为它在现代化、身份认同的建立和政治稳定的需要之间游刃有余。

索诺拉时期，教育成为墨西哥国家战略的基石，旨在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并改善公民的社会状况。政府意识到教育对塑造公民的思想和态度至关重要，因此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在全国各地兴建学校和大学。这一举措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文盲，而是与教育可以成为更广泛的社会变革、提高穷人生活水平和消除结构性不平等的工具这一理念有着内在联系。这种将教育作为社会动员工具的愿景促使教育基础设施的资金大幅增加。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受过教育的人口将能够更好地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从而加强墨西哥希望建立未来的民主基础。然而，尽管有这些值得称赞的雄心壮志，但实施情况并不总是尽如人意。尤其是历来被边缘化的农村和土著社区，在获得优质教育方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尽管在许多偏远地区修建了学校，但所提供的教育质量、可用资源和课程的文化相关性往往不足。在城市地区接受教育的公民与在农村地区接受教育的公民之间持续存在的差距，证明了该国在寻求教育平等方面继续面临结构性挑战。

在 1921 年至 1924 年担任教育部长的何塞-瓦斯康塞洛斯的领导下，教育成为墨西哥的国家优先事项。意识到教育在塑造一个国家中的核心作用，瓦斯康塞洛斯将高达 14% 的国家预算分配给了教育部门。他的改革方法涵盖了墨西哥社会的各个层面：从在最偏远的村庄建立学校，到为偏远地区引进巡回教师，再到开办成人扫盲夜校。以墨西哥作家为特色的图书馆的开设，加强了对民族身份的追求。瓦斯康塞洛斯的决心得到了回报：1921 至 1934 年间，墨西哥的文盲率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从 72% 降至 62%，几乎一半的儿童都上了学。对于一个数十年来一直忽视教育的国家来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瓦斯康塞洛斯不仅是一位教育改革家，还是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作品 "La Raza Cósmica "广为人知，其中他设想将土著人种、欧洲人种和非洲人种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 "宇宙人种"。然而，在这一进步的愿景之下，却隐藏着一个问题更多的意识形态。尽管庆祝混血是核心，但它也与教育可以 "改善 "某些种族，特别是土著社区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在这一新的墨西哥理念中，教师的作用至关重要。与法国革命后的转变类似，在法国，教师被视为道德和公民身份的新守护者，取代了牧师，而在革命后的墨西哥，教师则成为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基本纽带，在塑造国家民族身份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墨西哥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其标志是对国家身份认同的强烈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在教育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目的是在公民中推广民族意识和灌输统一的文化认同。墨西哥的混血儿和土著遗产得到了彰显，这表明人们对墨西哥的根源重新感到自豪，同时也在努力缩小教育差距。这一时期取得的显著成就之一是文盲率大幅下降，从 72% 降至 62%。此外，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有机会接受教育，这为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奠定了基础，从而使他们有可能更多地参与国家的命运。艺术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也是这一国家活力的核心。在政府的支持下，墨西哥艺术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享有盛誉。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壁画描绘了墨西哥的历史和斗争，极具震撼力，成为艺术复兴的象征。奥罗斯科等人的作品也在这一时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则以其独特的风格成为国际偶像，她的作品既颂扬了个人身份，也展现了墨西哥丰富的文化。因此，这些年见证了文化和教育的复兴，反映了一个国家在珍视其丰富遗产的同时重新定义其身份的愿望。

1920 年至 1934 年，在索诺拉时代，墨西哥经历了旨在实现现代化和确认民族身份的重大变革。索诺拉领导人推动土地改革，鼓励技术发展，促进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保障。然而，在这一时期，左翼工会运动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压制。与此同时，该国加强了民族主义意识，在教育、考古和艺术等领域宣传其混血和土著遗产。这一时期开始的这些变革给墨西哥及其后来的发展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拉萨罗-卡德纳斯政府，1934-1940 年

拉萨罗-卡德纳斯

Lázaro Cárdenas, who presided over Mexico from 1934 to 1940, is oft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progressive and nationalist leaders. His period of governance was marked by a series of radical reforms that sought to reduce inequality and strengthen national sovereignty. One of the most emblematic actions of his tenure was the nationalisation of the oil industry in 1938. This decision, which took many foreign companies by surprise, was justified by Cárdenas as a necessity to ensure control and profits from this essential resource for the Mexican people. Agrarian reform, another pillar of his administration, saw the expropriation of large estates, often held by wealthy landowners and foreign companies, to be redistributed to peasants in the form of "ejidos". These ejidos, or communal lands, were intended to break the unequal land tenure model inherited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and give peasants the opportunity to cultivate and benefit from the land. Cárdenas also worked to establish a solid framework for workers' rights, encouraging the formation of trade unions and guaranteeing safer and fairer working conditions. These labour reforms aimed to balance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while protecting workers' fundamental rights. In addition, aware of the historical marginalisation of Mexico's indigenous peoples, Cárdenas undertook initiatives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He promoted the creation of special schools for these communities, recognising their traditions and culture while offering them the tools they needed to becom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nation.

Lázaro Cárdenas' policies were marked by a special focus on Mexico's rural and peasant population, which had long been neglected by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Agrarian reform remains one of his most notable and symbolic achievements. It not only redistributed the land, but also attempted to fundamentally reshap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Mexican countryside. The creation of "ejidos", or communal lands, was a central element of this reform. Unlike simple individual plots, these ejidos were conceived a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where peasants worked together, often with the support and advice of experts sent by the government. The idea was to make the peasantry more productive and self-sufficient, and to put an end to the age-old exploitation of peasants by large landowners. But Cárdenas understood that simply redistributing land was not enough. To truly transform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basic services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lso had to be provided. Rural schools were therefore created not only to educate, but also to serve as community centres,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fabric of the villages. These schools were often the first contact that many rural communities had with the modern Mexican state. At the same time, dispensaries were set up to bring basic health care to areas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largely neglected. These facilities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improving public health and reducing mortality, particularly among children.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Cárdenas sought to integrate the rural population into the Mexican nation, offering them rights, opportunities and renewed dignity. His vision was of a Mexico where every citizen, urban or rural, had a place and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Although Lázaro Cárdenas is often hailed for his progressive reforms, he was not exempt from challenges and criticism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The Zapatista movement in the state of Morelos is a poignant example of these tensions. Emiliano Zapata had been an emblematic figure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defending the rights of peasants and demanding radical land reform under the slogan "Tierra y Libertad" (Land and Freedom). Although he was assassinated in 1919, his ideas and ideals survived among his supporters, who continued to call for more comprehensive land reform. When Cárdenas came to power, he certainly launched an ambitious programme of land redistribution, but for some Zapatistas this did not go far enough or was not done quickly enough. They felt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not entirely faithful to the spirit of the Revolution, and in particular to Zapata's ideals. Tension between the Zapatistas and the Cárdenas government intensified, leading to clashes and rebellion in the state of Morelos. This was a clear reminder that, despite his reforms, many Mexicans still felt marginalised and felt that the promises of the Revolution had not been fully realised. Interestingly, Zapata's legacy continues to inspire social movements in Mexico, as witnessed by the Zapatista rebellion of the 1990s in Chiapas. This more recent movement, though different in its context and demands, shows that the ideals of social justice, peasant rights and indigenous autonomy remain deeply rooted in Mexican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s President, Lázaro Cárdenas effectively adopted a foreign policy that reflecte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overeignty, non-interven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se principles were enshrined in the Mexican Constitution of 1917, which emerged in the wake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Cárdenas was particularly active in his efforts to strengthen ties with other Latin American nations. In part, this orientation was a means of counte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gion, especially after decades of American intervention and interference in Latin American affairs. The cre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of the Americas in 1938, although short-lived, was a clear example of this. Cárdenas also marked a high point in Mexican foreign policy when he offered asylum to many Spanish refugees fleeing Franco's regime after the Spanish Civil War. This decision was a sign of solidarity with the Spanish Republic and a clear criticism of the rise of fascism in Europe. Cárdenas's nationalisation of the oil industry in 1938 was also a defining moment in Mexican foreign policy, as it challenged the interests of foreign oil companies, mainly American and British. The decision met with strong international opposition, but it also strengthened nationalist sentiment in Mexico and was supported by many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Overall, Cárdenas' foreign policy strengthened Mexico's position as a sovereign nation while promoting regional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Lázaro Cárdenas (1934-1940) marked a decisive stage in Mexico's post-revolutionary history. His government sought to implement the unfulfilled promises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particularly those contained in the 1917 Constitu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frastructure programme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s, hospitals and roads, was essential to connect the country's remote rural areas and ensure that the benefits of modernisation were not concentrated solely in urban areas. These initiatives were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Mexico's vast rural population, which had long been neglected or exploited by land and industrial interests. Cárdenas' agrarian reform,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to peasants in the form of ejidos (communal land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measures, was intended to revitalise Mexico's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remedy historical inequalities in land ownership.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rights was another major concern. The creation of the central trade union, the 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México (CTM), strengthened the position of workers in negotiations with employers, and subsequent legislation established labour standards and rights for workers. However, it is the nationalisation of the oil industry that is probably the most memorable act of his tenure. In taking this bold step, Cárdenas defied powerful foreign interests and strengthened nationalist sentiment. Cárdenas' dedication to social justice and to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Mexican people has earned him a distinguished place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The policies and reforms he introduced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decad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exico.

The act of nationalisation of the oil industry by Lázaro Cárdenas in 1938 was one of the boldest and most significant decisions of his tenure. At the time, the Mexican oil industry was dominated by foreign companies, particularly British and American. These companies had historically enjoy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and generous concessions to exploit the country's vast oil reserves. However, tensions had been rising throughout the 1930s due to disputes over workers' rights and tax fairness. When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Mexican government and these foreign companies failed, Cárdenas took the bold step of expropriating their assets. Nationalisation was widely celebrated in Mexico. It was a powerful assertion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a sign that Mexico would no longer be subject to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of foreign powers, particularly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ny, it represented a concrete realis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ideals of social justice and self-determi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is action provoked an international reac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protested vigorously against the decision, and there was an initial boycott of Mexican oil. However, with the onse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need for strategic allies in the region, hostility towards Mexico quickly subsided. Ultimately, nationalisation led to the creation of Pemex (Petróleos Mexicanos), the national oil company that became a pillar of the Mexican economy and a major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government. This act strengthened Cárdenas' position as a defender of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the Mexican people in the face of foreign interests.

The term of office of Lázaro Cárdenas (1934-1940) is oft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gressive and transformational in Mexican history. It was marked by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reforms, seeking to fully integrate all strata of Mexican society into a united and equitable nation. The social protection programmes introduced by Cárdenas bear witness to his commitment to the most vulnerable citizen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ublic health system was a crucial step in guaranteeing accessible healthcare for all, regardless of income level. In addition, by focusing on education and housing, Cárdenas sought to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for many Mexican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had historically been marginalised. Another striking facet of Cárdenas's leadership was the special attention he paid to indigenous rights and culture. At a time when assimilation was often the norm, Cárdenas recognised the intrinsic value of Mexico's indigenous cultures and their importance to the national fabric. By actively promoting indigenous rights and culture, he sought not only to protect these groups, but also to enrich "mexicanidad", or Mexican identity, by recognising and celebrating its diversity. Cárdenas' vision for Mexico went far beyond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He sought to create a country where every citizen, whether mestizo, indigenous, rich or poor, had a role to play and was valued. His mandate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many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that still exist today and continue to profoundly influence Mexico's social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The nationalisation of the oil industry by Lázaro Cárdenas in 1938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boldest and most emblematic decisions of his mandate. By taking control of this vital resource, Mexico sent a clear message about its sovereignty and it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lthough the decision was criticised and caused diplomatic tensions, particular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it was also widely celebrated by many Mexicans as a crucial step towards true economic independence. The financial rewards of nationalisation were substantial. With direct control over its oil reserves, Mexico was able to generate significant revenues that were reinvested in various social programmes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Cárdenas used these funds to support its initiatives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working and rural classes. The expansion of the state's economic role under Cárdenas was another key element of his mandate. By promoting interventionist policies, he sought to guide the Mexican economy towards modernisation and industrialisation. This also included initiatives to diversify the economy, reduce dependence on agricultural exports and encourage domestic industrial development. Ultimately, Cárdenas' presidency was characterised by a commitment to change and a bold vision for Mexico's future. While his policies and decisions were sometimes controversial, his impact on the nation is undeniable. Under his leadership, Mexico has taken important steps to assert itself on the world stage, while working to create a more just and equitable society for all its citizens.

Lázaro Cárdenas' decision to nationalise Mexico's oil industry in 1938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and in its relations with foreign powers. The presence and influence of foreign companies, particularl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xploitation of Mexico's oil wealth had long been a source of tension. For many, these companies were seen as exploiting the country's natural wealth without offering fair compensation to the nation or its citizens. By proceeding with nationalisation, Cárdenas not only strengthened the Mexican economy with the revenues generated by oil, but also sent a clear messag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decision affirmed Mexico's sovereignty over its resources and its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its national interests. It was an act of defiance against foreign economic domination, particularly at a time when many Latin American nations were heavily dependent o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terests. Cárdenas' popularity in Mexico exploded following this decision. For many Mexicans, he was the leader who had finally taken a stand against foreign interests to protect national wealth. This bold move strengthened nationalist sentiment and boosted Mexican pride. What's more, Cárdenas' action inspired other nations to review their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mpanies and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regaining control of their natural resources. Over the years,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followed suit, using Mexico as a model for defending their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resources.

Cárdenas' decision to nationalise the oil industry had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not just for Mexico, but for the Latin American region as a whole. It definitively established that Mexico was not simply an economic satellite of the great powers. It showed that it was capable of taking unilateral decisions in favour of its national interests, even in the face of opposition from more powerful nations. With this bold decision, Mexico has positioned itself as a leader in the defenc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in Latin America. Other nations have seen Mexico successfully challenge foreign powers and have been inspired to reconsider their own relationships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Revenues from the nationalised oil industry were crucial in financing Cárde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se funds were invested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social programmes, education and health, leading to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many Mexicans. Nationalisation was also a symbolic act that strengthened Mexico's national identity. It reminded citizens of the importance of defending the nation and its resources against foreign interests. Finally, Cárdenas' legacy is enduring. Cárdenas' policies, particularly the nationalisation of the oil industry,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a more interventionist state and shaped Mexican politics for decades. The reforms and institutions he put in place continued to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of the country long after his term was over. Lázaro Cárdenas remains a major figure in Mexican history, not only for his bold reforms, but also for his vision of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Mexico focused on the well-being of its citizens.

Lázaro Cárdenas' decision to nationalise the oil industry not only asserted Mexico's sovereignty over its natural resources, but also reinforced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 in the country's political life. Originally founded in 1929 as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NR), the PRI dominated the Mexican political scene for almost 71 years, until 2000. Cárdenas' bold reforms were essential in defining the PRI's ideological direction. They cemented his position as the champion of the working and rural classes, strengthening his support among these crucial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The policies implemented under his leadership, whether land reform, nationalisation of industries or social protection programmes, were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PRI ideology.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particular, became a central element of the party's platform. The PRI used these achievements to establish its legitimacy among the Mexican people. It presented its policies as a direct continuation of the ideals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positioning itself as the guardian of the country's interests against foreign interests and economic elites.

The era of Lázaro Cárdenas undeniably left a lasting imprint on Mexican politics. The reforms he initiated and the policies he put in place created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eme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PRI as the country's main political force. Under Cárdenas's leadership, the government took bold steps to assert national sovereignty, both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The nationalisation of the oil industry, for example, sent a strong message to foreign powers about Mexico's self-determ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by promoting "mexicanidad" and highlighting the country's rich cultural tapestry, Cárdenas cultivated a sense of identity and pride among the population. It was in this context that the PRI was able to establish its dominance. By adopting and pursuing the ideals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the party was able to project an image of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The PRI's ability to maintain this image, while promoting a strong national identity, was essential in winning the confidence of the population. People saw him as the guarantor of a unified and modern Mexico, a dream that had been sown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So, although the PRI's reign was marked by periods of contestation and controversy, the solid foundation laid during the Cárdenas era enabled the party to maintain its grip on power for so long. The fusion of revolutionary ideals with modernising efforts created a balance that resonated with many Mexicans, ensuring the PRI's primacy in national politics for most of the 20th century.

After Cárdenas, Mexico entered a phas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post-Cárdenas era,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was characterised by the almost unchallenged power of the PRI. The leaders who succeeded Cárdenas made different political choices, moving away from his popular and socialist policies. The new direction was clearly capitalist, with an increased focus on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modernisation and urbanisation. These initiatives were often favourable to economic elites and foreign investors. By encourag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favouring private enterprise, the government aimed for rapid economic growth. Although this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country's GDP, it also exacerbate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Rural areas, which had benefited from attention under Cárdenas with programmes such as agrarian reform, began to be neglected. Many peasants found themselves marginalised, their land often seized for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 working class, once the champion of the revolution, also found itself under pressure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However, even in the face of these challenges, the legacy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has never been completely eclipsed.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Revolution, enshrined in the 1917 Constitution, such as secular education,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 and workers' rights, although often put to the test, have remaine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nation. The celebration of Mexican culture and its unique identity, which had been strengthened under Cárdenas, remained a pillar of the country, forming a strong bond between the people despite growing inequalities. The PRI's "perfect dictatorship" was therefore a complex mix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where the revolutionary legacy coexisted with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shaping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landscape of modern Mexico.

Annexes

Posada, et al. “La Revolución Mexicana y Los Estados Unidos En Las Colecciones De La Biblioteca Del Congreso El Ascenso De Francisco Madero.” El Ascenso De Francisco Madero - La Revolución Mexicana y Los Estados Unidos En Las Colecciones De La Biblioteca Del Congreso | Exposiciones - La Biblioteca Del Congreso, www.loc.gov/exhibits/mexican-revolution-and-the-united-states/rise-madero-s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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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革命：1910 - 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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